成立后的归绥中学堂

    当时在旧城北牛桥口，有一所大庆昌商号(今八中的前院)。它的后面，是一条不长的小巷(早已不存在了，今为八中的中院)，东西巷口各有一座不大的木制牌坊，一个上刻写着“鹅湖”，一个上刻写着“鹿洞”。

    走进“鹅湖”、“鹿洞”，在巷中路北有一座三间的红漆门楼，中间一扇大门，两旁各有一扇小门。在大门的一旁，挂着一块精致的木牌，上面写着五个楷书大字：“归绥中学堂”。走进学堂大门，是一所不大的方院。东西两面各有一排六、七间的厢房，正面是一座五间大屋，这就是书院时期讲学的地方，中学堂唯一的一所教室。举目四望，很快就会感到院里的一切与门口那块写着“归绥中学堂”五个大字的精致木牌是极不相称的。没有讲授近代科学的新教师，没有理化生物等课的仪器设备，没有正规的新式的教学制度，讲课的仍是书院的“私塾先生”，学习的仍是书院时期的一些头留长辫、身穿长袍的生童，学习内容也还是读经、讲经。难怪在地方志上也只有这样寥寥几笔的记载：事属草创，规模狭小，仅收学生三十名，即以旧有山长为堂长。

    为什么归绥中学堂在开办初期就出现这样一幅残荒的景象呢?首先是因为当时腐败的清政府官员，根本就不会认真办理新式教育。归绥道把古丰书院改为归绥中学堂，仅仅是在形式上应付一下清政府的命令而已。在筹改期间，他们既不聘请新课教员，也不增添有关设备，他们喊的办学堂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其次，当时归绥文化较落后，近代科学和新思想的传播较迟，影响不广，当然会缺少举办新式学堂的人才。

    第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长期以来文化落后的缘故，劳动人民的子弟不仅上不起学堂，而且对学堂还存在着一种恐疑的心理(一些贵族、地主阶级的人们也同样存在着)，认为学堂是外国人的学校，进去以后要当兵出国。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民国初年。一位民国初年即在归绥中学堂任教的老教师，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民国初年，有一个小学生名叫李士林、学时功课很好，总是考第一，小学毕业后，妈妈不让他考归绥中学堂。这位老教师到他家里，来说服他妈妈。一进家门，老妈妈知道这位老师的来意，紧紧地拉着这位老师的手，边哭边说：“可别让我的孩子考中学，考上中学将来出国怎么办，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呀!”后来李士林还是考上了归绥中学堂，并且到了法国，不是当兵而是留学，结果成为全国有名的地质学家(解放后逝世)。当李士林在学术上有了成就的时候，这位老教师又见到了他妈妈，这时她老人家怀着另外一种心情激动地说：“那时候多亏了你呀!要不我孩子哪会有今天呀!”

    从1903年——1905年，严格讲起来归绥中学堂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形式上的新学堂而已，到1906年，学堂才有较大的发展和充实。学堂相继从湖北、湖南、浙江等地请来一批讲授近代科学课程的教师，据一些老校友(当时的学生)回忆，教师们大都是留过洋的人(即留学生)，年纪都在四十岁左右，对待学生很利害，最初四、五人，后来增到十余人，能够记忆起来的有：教史地的张桂清，教理化的周X X，教外文的于X X，教数理的李X X，教体操的徐X X(据说是徐锡麟)等。后来又从山西请来几个老师，并且学堂也有了负责教学的领导人。

    1906年，通过招生，学生人数也显著增加；先后成立了甲、乙两班，约有一百余人。当时为鼓励人们投考学堂，实行了津贴制度，即上学后学堂每月发给学生银钱。每人每月三两五钱(数字以后逐渐减少，后取消)。1907年，为了给新办小学培养师资，将原在书院学习的年长学生组成一个师范班(附属于归绥中学堂内)。同时为了扩大中学堂学生的来源，在学堂内附设了高小两班。这样在光绪末年，学堂师生人数已达200余人。

    随着师生人数的增加各种教学制度也都建立起来，各门新课程也都相继开设。当时根据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实行五年制，共开设12门课程，每天上4、5节课(每节也是45分钟)。最初上课是打梆子，后来摇手铃。月有月考、期有期考，毕业有毕业考试。各门课程也先后有了课本。

    这时期，学堂校舍、设备也扩大起来。光绪末年，学堂将巷南的大庆昌商号的地皮、房舍买了过来，并在大店的院子里盖了一座有台阶设置的理化仪器室(仪器据说是派专人到日本买的，抗战时被日寇劫去)。这样学堂已算初具规模了。

    1911—1912年，甲、乙两班及师范班先后毕业(甲班毕业36人，乙班毕业18人，师范班毕业43人)，并招收了丙班(即民国后归绥中学堂的第一班)。这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1912年10月归绥正式脱离清政府的最后统治，归绥中学堂就为归绥中学校所代替。

                         热心教育的道员——胡孚宸

    为什么从1906年以后，归绥中学堂有了较快的发展 ? 基本原因是由于全国办新学堂形势发展的影响。当时全国各地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人，都大力提倡办新学，而且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些主张富国强兵的“开明”官吏，在维持封建正统思想的基础上也提倡办新学。从1906——1910年(光绪三十二年——宣统二年)，在归绥做道员的胡孚宸就是归绥道清政府官吏中后一种人物的代表。

    从老年人的一些回忆中知道，胡道台并不是一个十分主张革新的人物，在他做道台期间，在政治上并没有实施过什么“维新”的改革。但他却是一个热心办教育的人，对归绥教育事业，特别对归绥中学堂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胡孚宸，字愚生，号公度，湖北江夏人。光绪三年二甲进士，光绪末年在归绥道上任。今天一中的校址就是当时的道台衙门。他常常身着朝服，坐上大轿，前面鸣锣开道，来往于归绥中学堂。据说当时学堂的教师，大都是胡道员请来的，而且都是他的同乡、亲友(胡道台为南方人)。他在任内学堂经费达一万二千两。据说学堂的理化仪器也是胡道员专门派人到日本购买的。学堂考试时有时他亲自来监考，有时让学生到衙门里来考试。国文考试时他还亲自出题。一些国文好的学生的名字他都记得很清楚。一位老校友回忆说：“胡道员死的时候，中学堂的许多学生都前去吊孝。”关于他与归绥中学堂的关系及其贡献，《绥远通志稿》上留下一段生动的记载(当然有些夸大和过于颂扬)：

    “……胡公在任五年，于兴办归绥学务厥功甚伟，筹集巨额基金，发缴各县商息，复购置学田三十余顷。次第拓展校基，添筑堂舍。而对于中学学生朝夕督课维勤。每遇课期，亲身校阅，口讲指画，娓娓不倦。时捐廉奉，给奖高才生，以资鼓励。堂内经费有不敷时，则举廉奉以充之。……公尝于中学讲室前刊制一联曰：‘重译共轨文，异学分歧，愿多士勿忘国粹；十室有忠信，及时淬砺，虽边地岂乏人才。’其办学之精神意志可概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