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归绥中学校的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所谓“清党”活动。归绥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也遭到通缉、逮捕。

    1929年以后，蒋介石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逐步建立，归绥的一些国民党分子投人蒋介石的怀抱。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赵允义、潘秀仁等国民党人加强了对教育部门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归绥中学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和曲折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归绥中学校大门口外的白墙上，出现了一幅反革命的大字标语：“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1927年到1931年的革命低潮时期，许多学生在敌人的高压和反动宣传下，不敢、不愿参加政治斗争，而只“埋头”读书了。国民党通过什么党化教育、童子军、军训等，对学生的控制大大加强。担任归绥中学校校长的大都是国民党归绥市的首脑人物。1931年9月1日绥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归绥中学校举行了开幕典礼。

    “四 ? —二”反革命政变后，归绥地区党组织很快恢复起来，同年十月中共绥远特别支部成立。1929年被派到苏联学习的乌兰夫、奎璧等同志回到内蒙。1931年党在归绥成立了“绥远特委”，次年又成立“归绥中心县委”，并且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团结、教育组织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斗争。

    1931年发生了“九 ? 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逐步深入我国内地，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归绥人民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归绥中学校进步师生，在党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积极参加进行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斗争。1931年秋冬之际，党派杨一帆同志来到归绥，负责组织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后来党通过苏谦益等同志在归绥中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开始时是吸收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据韩燕如同志回忆：“那时候，在地下党和进步教师的指导下，我曾暗地里看鲁迅的《阿Q正传》、《药》，蒋光慈的《短裤党》，郭沫若的《女神》等。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了，一股反抗的怒火，在心中逐渐地燃烧起来”!韩燕如同志说：“大约在1932年，学校有位教英文的教师名叫蒲安定，据说是贵州人，他不单隐秘地把鲁迅、郭沫若等人及其作品介绍给他认为是进步的同学，而且有一次他单独把一本封面上署名为乌里扬诺夫的书给我看，看过以后我才知道，乌里扬诺夫是列宁的名字，这本书就是列宁的经典著作《反对左派幼稚病》。后来，反帝大同盟及党的地下支部建立起来以后，一些进步刊物如《北方红旗》、《青年之友》、《血腥》等在党员、盟员中秘密传阅。接着，党就在学校秘密地发展党员和盟员。过去学校曾经出现过学生同乡会的组织。同乡会是学生们以同乡关系组织起来的，起初是为了联络感情，结合成一种力量，一方面向本县政府要求一些经济利益，同时在学校派系斗争结成力量，不至于吃亏。

    1931年学校有了第一批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之后，就组成了党的地下小组(或支部)，当时有苏谦益同志、杨国兴同志、杨叶澎同志、杜如薪同志等。根据党的指示，他们在进步同学中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他们首先通过一些活动，让一些进步同学在同乡会的改选活动中取得领导权，从而逐步地把同乡会变成进行革命活动的组织。据杨国兴同志回忆，许多同乡会的委员、干事，后来都是“反帝大同盟”的盟员。1934年10月20日，绥远省教育厅发布训令：“以后各校成立同乡会、学友会等团体必须按《修正民众团体组织方案》规定办理，必须在成立前到国民党党部登记，许可后才可成立。”显然，反动统治当局企图防止和破坏我党在学校的革命活动。

    到了1932年，地下党在归绥中学校公开组织的团体有学生会、同乡会、读书会等。

    1932年1月归绥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在我校发展盟员。我校这方面的工作，是由杨叶澎同志负责，后来由杨国兴负责。他们在学生中物色进步的同学，进行培养教育然后个别地吸收入盟，韩燕如同志就是这个时候被吸收为盟员的。“反帝大同盟”在全国名义上是公开的，但基层的盟员和活动，由于各级反动政府的逮捕、迫害，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当时我校共有盟员20多人，分成10个小组，每个小组3人，1人为组长，领导两个组员，组员之间互不联系。小组长只接受上级一人的领导，小组之间互不联系。它是党在当时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地下外围组织。党在归绥中学校的活动，大都是通过“反帝大同盟”各个小组的盟员进行的。当时其他学校如绥远师范、中山学院等也都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据杨国兴同志回忆，当时市内“反帝大同盟”的开会地点在新城娘娘庙。

    党在建立、发展“反帝大同盟”以及其他学生组织的过程中，同时积极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活动，使得原来同学中的自发斗争逐步发展为有组织的自觉的革命斗争。

    当时，师生们自发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如国文教员李景韩(30多岁，湖南人)，上课时公开大骂周佛海(国民党中央的亲日分子)。一次一些学生不满训导主任的所谓训导，晚上大家拿着洗脸盆，偷偷地到他宿舍窗前，从窗口向内泼水。他一出来，大家一跑而散。他进去后，大家又泼，弄得这个训导主任无可奈何。

    “反帝大同盟”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学生进行街头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盟员们深人工人群众，宣传反帝爱国的斗争。1932到1933年间，学生们不断走向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有许多次，我校师生几乎全体出动，分片上街宣传。当时全国一片抗日声浪，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学校当局也不敢公开阻止学生的抗日活动，有时表面上还要赞同、支持一下。1933年的秋天，韩燕如同志和杨茂盛同志，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到洋车工人中组织工会。一天，他们来到了牛桥城隍庙在附近洋车工人中进行宣传活动，向几位洋车夫宣传组织工会的道理。不巧，其中有几个伪装洋车夫的国民党特务，他们欺骗韩、杨说：“你们明天来吧，我们多找些人来。”韩燕如和杨茂盛同志当时还年轻，没有斗争经验，信以为真。第二天，又按时来了，身上还带着一些传单，上面印着抗日的标语、口号和国际歌。两人刚刚走近车棚旁边，预先埋伏好的特务一拥而上，把他们逮捕了。

1932年夏，党在归绥中学校又发动了规模较大的斗争，这就是“平民医院事件”。

     一天，我校的一个学生打篮球受伤，送到旧城小北街平民医院(这是国民党归绥警察局所属的一所医院，平时对群众治病极不负责)。本来是一般的小伤，但却给动手术，因工具未消毒，手术后，这个学生，两天后便死在医院里。消息传来，我校师生极为愤慨。归绥中学校地下党通过“反帝大同盟”及各种学生组织，领导师生进行斗争。先以学生会的名义，向其他学校和社会各界说明真相，进行革命宣传，争取各方面的舆论支持。同时组织校内同学罢课。在学生会的倡议下，全市几个中学校召开了学生联合会，决定组织示威请愿，向医院提出惩办当事人、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公开登报道歉等条件。随后选举了8名代表，负责向医院进行交涉。8名学生代表到了平民医院，那里早已布满了宪兵、警察，院长仗着有保镖，大摆官僚架子，不但不答应学生代表的合理条件，而且还蛮横地说学生是“无理取闹!”

    代表们回到学校，把情况对师生们一说，人们更加气愤，立即联络各校，决定发动一次群众示威请愿。接着归绥中学校、师范、中山学院等校的学生，有组织地冲出校门，走上大街。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穿过北门，走进小北街，把个平民医院挤得水泄不通。那么“威风”的院长早晨已吓得跑了。经过交涉，在群众的压力下，院方不得不答应登报声明道歉，对死难者进行抚恤。只是不肯答应惩办肇事者，说要请示上级。在学生们的坚决要求下，院方对这一条勉强答应了，这些条件大体上照办了。

    1933年以后，在白色恐怖中，归绥中学校的地下党员有的被捕，有的暂时隐藏起来。从1934年到抗战前夕，归绥中学校的革命活动又呈低潮。但是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有许多学生起来斗争。其中一些学生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到抗日斗争的革命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