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一中

                       （1966年——1976年)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掀起。6月13日大字报贴满校园，“造反有理”的口号狂飚突起，把一个建校60余年的老一中所形成的良好教学秩序，规范的管理制度，浓厚的学习氛围践踏一空，扫地以尽。接着有通知，学生不放假，初、高中毕业生不毕业，校内“造反”、“斗争”到社会“造反”、“斗争”。从北京飞来的传单和口号，领导和指挥着呼市和一中学生的“五光十色”的“革命”。

    当时的校长、主任无一幸免，关“牛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编造黑材料，污辱和污蔑的手段惟恐不及，学校教职员工被迫害者达50多人。与此同时批判解放以来形成的旧的规章制度、批判、“封、资、修”，烧毁图书馆所谓“封、资、修”书籍上万册。接着成立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又冲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斗黑帮”，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1968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开始了全国大串连，播“革命”火种。师生大批外出串联，校院中变得冷冷清清，寒冷的西北风把大字报纸屑残片吹得满院游走。

    1967年春，中央号召停止串联，学校陆续回来一些学生。这时“革命造反”已走向社会，“一司”、“二司”、“三司”的造反派在呼市争天下，大搞“打、砸、抢”，甚至搞武斗。当时一中的学生有的要求退学，大部分在校搞运动，一小部分当逍遥派，回家、来校，自由自在。一部分和呼市内一、二、三司挂勾参加“革命’’的“内战”。夏天，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秋天解放军进驻学校，支持“左派”，搞斗、批、改、搞军训，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搞早请示、晚汇报。就这样度过了1967年。

    1968年一开春，上面指示复课闹革命，由于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班学生大部分都不住校，在校生不多，故从小学带帽子班招了8个初中班，改为学制两年，学部队建制称做连。编为3连、4连(68届称1、2连)，这一届毕业生，大部分被工厂招工参加工作，小部分去兵团或下乡。

    接着“支左”部队撤去，军宣队进驻学校成立革委会，又来了工宣队。开始动员66、67届毕业学生上山下乡。同时集中精力引导师生复课闹革命，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在教师中搞清理阶级队伍，原来“牛鬼蛇神”大部分已挨整。又开展挖“内人党”，但由于校领导及广大教师的抵制，未大张旗鼓地进行。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语文教师赵敦年被送入“群专”，1970年被蒙冤错判处以极刑惨遭杀害。政治教师叶国，因“莫须有”罪名身陷囹圄，被关押8年，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

    革委会成立后，在抓“复课闹革命”的同时，学校又重视体育工作，不仅大力开展群体活动，而且恢复重建田径队、篮球队、男女排球队等运动队，固定时间专项训练，经过几年的努力，市运会成绩由文革初期的八名以后，逐步夺得总分第一名并保持多年。篮球队文革初期以来于1974年第一次闯入前3名，男、女排球队在范英华、王永福、陈家林老师的严格训练下，多次夺得呼市、内蒙冠军，并代表内蒙于1975年、1883年参加全国中学生排球比赛。

    从1968年开始，学校逐步把“青年广场”院辟为家属区，先后建起五排49户平房，使得部分中老年教师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1969年春，学校初一招10个班，学制两年，称为5连、6连。高中也招了两个班，也是两年制。所谓教学，即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教材主要是毛主席著作，也学点数理化，是联系学工、学农、学军实际，自编点教材，不久又使用由内蒙教育厅编印的教材。

从这年以后，每年都是春季招生，大体上初中招12个班，高中招2个班。高初中毕业生都是下乡或下兵团。

    为了更好贯彻党的九大精神，学校进一步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这一时期一中先后办起稳压管车间、化工车间、金工车间等。并在市远郊黄合少公社苏计大队成立农村战备分校，挖了几十个窑洞，种了150亩地，学校有了学工、学农基地，按年级班级轮流去工厂去农村，学技能、搞实验，积极参加春播、夏锄、秋收等劳动。高二年级还要搞军训，全校利用野营拉练时间开展学军活动。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以联系实际为主，联系阶级斗争，联系工农业生产，因此一大批工农兵教师走上讲台。提倡现蒸热卖，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谈。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逃亡蒙古。1972年批林整风，政治上有些松动，提出了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原来不让上课的老师，先后重返讲台。又提出了抓教学质量和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导处义无反顾地开始真正抓起教学了。并且要求教师认真教学，努力改进教学方法。

    1972年一中深入开展了教育、教学改革。下半年，首先从抓教法改革人手，即运用启发式，废除注入式。为探索启发式教学方法及效果，在语文教研组率先进行了“教法接力实验”，由高一年级的四位教师用不同的方法，集中轮讲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讲前、讲后都要集体评论认真备课，认真总结。用了四周时间，每位教师轮讲了一遍，并且做了系统的总结。吴学恒老师总结了自己的讨论式教学法得到学校的肯定，并在《光明日报》进行了报道，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区内好多学校闻讯前来取经。在大批判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敢于大抓教学并抓出成果，不谓不是“一枝独秀”了。

    1973年学校改为秋季招生，当年初中招了8个班，1971年春季入学的学生，延长半年，到这一年暑假毕业，有30％升入高中。当年一中高中招了6个班，其余的动员下乡。并且废除连队称号，恢复年级班别称谓。

    邓小平同志复任副总理，想力挽狂澜，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教育战线上也出现一时的稳定。但是好景不长，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大反所谓“回潮”。吹捧参加高考交白卷的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抓教学一下变成政治问题，变成资产阶级复辟问题，变成不能触及的“禁区”。一时开卷考试成为迎合潮流的时髦产物，“朝农经验”以劳动代替系统学习的谬论邪说，继续在学校渗透，得不到纠正。

    紧接着“北京日报”炮制了中关村小学生黄帅攻击老师教诲的日记，又通过“人民日报”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火”。要求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又出现了混乱局面，一中也有两位勤勤恳恳教学的老师，遭到少数黄帅式学生所围攻漫骂。

    1974年，“四人帮”唯恐天下不乱，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着人民爱戴的周总理，编造儒法斗争，制造几起教师迫害学生的“莫须有”事件，批判教育战线上的修正主义思潮，进一步鼓吹“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各地学校只好跟着指挥棒转，一中“开门办学”的高潮，就是这股歪风的产物。还“奉旨”编了些儒法斗争的读物，编了“学农经验”，办了“学农简报”、“学工简报”等。

    但是，由于对“四人帮”的险恶用心，早已是路人皆知，所以一中广大教师用按兵不动的方式，镇住了这股逆流，少数闹事学生也迷途知返。学校初步建立起来的一点教学秩序，得以保持。

    1975年1月13日-----17日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在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并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一中广大师生也在这一目标的鼓舞下认真开展学校的工作，全面整顿学校秩序，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师认真教学，学生认真读书的风气逐步开始恢复。

    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了，全国人民无不为这一噩耗所震惊，全校师生同声啜泣。自动地臂戴黑纱，胸系小花致哀，开追悼大会缅怀好总理。清明时节，“四人帮”制造的“天安门事件”，在全国没有能欺骗到多少群众，在一中也很少反响。同年7月、9月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日子里。每个人的心头压着一片阴云。终于“冰山倒，劫数尽”，国庆后6天，恶贯满盈的“四人帮”，遭到了历史的惩罚，全国人民喜形于色，各地群众挂鞭响炮，游行示威，欢庆“四人帮”倒台，学校也组织师生举行了庆祝活动。反思“十年动乱”使一中教育教学受到严重摧残，痛斥“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使广大师生浪费了10年宝贵光阴。这是第一中学历史上痛苦的一页。    

    这一历史时期，1968年董正荣同志调任一中任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1970年至1972年刘玉成同志出任校革委会主任。1973——1974年于洁同志继任，1975年董正荣同志继任，直至1978年。这时期有特格舍、寇克敏、郭连增同志先后任副主任，王润同志任教革组组长，后勤组组长为杨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