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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的父亲塞外武术大师吴桐
吴秉孝
我的父亲吴桐，字子琴，乳名旺小子，回族，是在世纪之交的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关镇的一个以农为业的武术世家。是一位杰出的武术家。其祖父吴英是著名八卦掌宗师董海川的弟子。《绥远通志稿》载：“董海川，光绪初年，出塞外为某公府经营垦地，遂居绥东二道河子（原辖丰镇，现归兴和县），辖辙授徒习拳术，托城吴英往师事之，传其八卦掌法，绥有此拳法自海川始也。”其三祖父吴耀（比英小二十岁）是绥远颇有名气的拳师，先父的幼年是在武场中渡过的，耳濡目染使他与拳棒结下了不解之缘。后在其三祖父的精心培育下，逐步继承了家传拳业。由于他好学悟性高，学啥像啥，被称为“拳母子”。他不畏艰辛，在学业之余，跟随三祖父起更睡夜，在特建的地下室（地窖）中，飞快地走转八卦（据传吴英练习时，头后的小辫可飘起来），运动量常达到每次三千二百圈（即左右各转40圈为一组，每次40组。其三祖父的最大运动量为五千圈）。练后汗水浸透衣裤，腿无登阶之力。筋骨的煎熬不仅增进了功力，而且更锻炼了坚强的毅志。在归绥中学读书时，他始终坚持练功，毕业时家传八卦颇具功力。
青年时的父亲，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一年元宵节，托城热闹非凡，有几个警察在光天化日下调戏妇女，引起百姓的愤慨和指责。他们恼羞成怒，用警棍在人们身上挥舞。先父对这些恶棍的所为早有所闻，今日展现在眼前，更是义愤填膺，便领着几位同学冲上去，夺过警棍狠狠地将这些恶棍揍了一顿。为避免麻烦，他们连夜跑回学校（旧绥中学）。这一见义勇为痛打黑狗子的行动，确为当时的元宵节增添了一个闪亮的节目，成为百姓传颂的佳话，久久的在托城上空回荡。
归中毕业后，他考入北平体育专门学校深造。有位太极拳名师吴鉴泉在该校任教。经人引见吴先生因惜其功，而破例的收了这位不能给师父磕头的回族徒弟。此后，先父每日傍晚去先生家中练太极拳。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辛苦，尽得吴氏太极拳的真传，成为鉴泉先生的得意门徒。
体专毕业后，被母校（归绥中学）聘为体育教师并兼任女子师范体育、音乐教师。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央国术馆在南京举办过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俗称“打擂”。先父与宋标代表绥远省参加了比赛，并以三战三捷的优异成绩获甲等奖（宋标三战二捷获乙等），载誉归来，遐迩闻名。在最后决战局的比赛中，抽签与一名山东选手结成对手。该人身高体壮，相比之下先父显得矮小。面对这样的强手，深知自己底功的父亲，毫不畏惧，认为此人不可力敌应巧取。上场前，对方提出相互不要进攻头部，先父表示同意。可是开赛后，对方言而无信，抢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迎先父的头面猛劈两掌。“文以观心，武以视德”，此人乃无德之辈。先父强压心中的怒火，以灵活的身步躲开其连环掌。随即连续进招不给对方起手之机。从其进招手法，先父看出对方练的是“铁砂掌”。对该拳法不适迎架，否则轻者伤其筋，重者断其骨。面对先父的连续迅速的攻击，对方只有退步应招之势。当他快退到场边时，先父主动退让一步，这时他得机进劈，先父又是一闪。当他再举手进攻时，先父伺机猛起一脚，中其头部，顺落脚之势，向其胸部推击一掌，对手当即向后倒地。赛后对手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这次“擂台赛”规则很不健全，主要有二不准：一不准踢裆部；二不准戳眼睛。如此简单的规则它能保证参赛者的生命安全？所以伤残者很多，这简直是一场悲惨的生命赌博。
擂台赛后不久，绥远省政府根据中央国术馆电函各省成立省国术馆的电令，决定成立绥远省国术馆。从而便开始了筹建工作。经国术馆董事会一致推荐先父为馆长，并呈报中央国术馆批准，中央国术馆批复，为提高国术声望，馆长应由省主席兼任（当时由李培基兼任；1931年后由傅作义兼任；1949年由董其武兼任）。先父被任命为副馆长，主持馆内日常工作。一九二九年四月省国术馆正式成立。馆址设在归绥市太平街关帝庙内。建馆之后，因人们都习惯去私人武场习拳，对这官办的武馆很陌生，几乎没有人来参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先父去拜访回族武术前辈马正英老师，想请他的弟子去馆内参加活动，以便打开这冷清的局面。马老师深明大义割爱相让，把全部弟子送入馆内，如马印，白怀礼，王美，付世魁，代俊等都成了第一批馆员。此后入馆人数逐渐增多，国术馆名声不断提高。馆内武术活动，每日下午三、四点开始，至晚上七、八点结束，如有比赛任务经常练至晚上十点以后。教学和训练是按计划进行的，要求是严格的，新学员必须从统一的基本功和十趟弹腿开始。从徒手到器械循序渐进的学习。同时亦根据学员的身材特点和爱好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亦充分发挥教练的特长。先父以太极拳、剑和推手为主，宋标传习八卦，云连生主要传授阴把枪，马正英、程全忠教授长拳和各种器械。我的三曾祖吴耀亦经常来馆指点八卦和大杆子，马印、王美等也经常代师教新学员。在先父的领导下，馆内武术活动开展的十分活跃。并经常派学员去机关和一些县城进行武术辅导工作。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归绥、萨拉齐也先后成立了县国术馆。至一九三七年闭馆前，其组织学员参加过四次全国和地区性的武术比赛，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这些比赛中先父均被聘为裁判。
国术馆成立一年后，有一位操山东口音的卖布汉子，每天下午来馆内观看武术练习，数日后引起馆内人们的注意。一天上午工友向先父报告说，那位山东布商要求会见吴馆长。先父已明白其来意，并肯定他与打擂时的死者有关系，便让工友把他让到客室后，迅速通知各位教练员来馆。消息一经传出，来的人很多。先父征求客商的意见后，决定在国术馆的前院较量。开始后那人晃上攻下，而先父的“七星式”防守甚严，使他不能得手。几招后先父看出他的意图，便有意露出破绽。只见他迅速俯身双臂拖住先父前伸之腿，想把先父从其身后抛扔出去。需知凡用此招法的人，其劲力是非同寻常的。然而就在其抢腿之后、用力之前，先父把裆劲往下一沉，便把其抛扔之力压住了。可是他却未松手变化招法。此时先父在其面前挥舞双手说：“我可以打你的牙，也可以戳你的眼。”按常规武术比到这个份儿上，他只要松开手就结束了。可是他用眼瞪着先父仍僵持着。无奈之下，先父一手按其头顶，一手托其下颌，此乃太极拳“高探马”的挫顿手法，只要两手用力一拧，颈部就要受到极大的伤害。就在这时，场外的云连生老师大声喊道：“子琴不可！”对方知自己的危险处境，便松开双手甘拜下风，心服口服地离馆而去。通过这次功夫较量，先父得机而未出手伤人的高尚武德风范，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太极拳是先父从北平带回来的新拳种，当时很多人从未见过，个别虽有耳闻，却未见其实。当先父教授或演练时，因它的动作慢且柔，许多人认为只适合姑娘练习，所以一时把他称作“姑娘拳”，学练者很不踊跃。当教授老学员推手时，只见先父沾连粘随化打自如，而他们一个个都站不稳脚跟，拳技、劲力全然用不上，觉得太极劲力很神奇，就这样逐步开展了这一拳种。
国术馆成立后，先父把在归绥中学任武术教员的云连生聘到馆内任教练。云曾是我曾祖吴英的弟子（学八卦和大杆子），所以按师承关系他是我先父的师叔。云先生后又在萨拉齐从郭玉宏学得阴把枪。先父在国术馆拜他为师，学习这一枪法。先父虽身居领导，却对老拳师十分最终，尤其是对生活不宽裕的云师，可说是关怀备至。云师对他亦是偏爱，传授枪法总是单个进行，见有人来或停止教练，或是走一般枪法，所以先父的枪术进步很快。有一次师徒在研究枪法时，云师出的奇枪被他破解了，先生把枪丢在一旁惊喜的问：“你怎么知道的？”先父用太极拳理论加以解释，云师非常欣赏的说：“唉，你都懂了，只需多练进一步掌握劲力了。”师徒二人经常在国术馆后院或殿堂（关帝庙正殿）内进行缠枪练习，并把手写的枪谱交给了先父。在一九八四年武术挖整工作中，许多老馆员如马印，白怀礼，付世魁等都说：云先生的枪术除你父亲外，其他人只学了皮毛。此外，云先生还传授了倒把剑法。
听老人们讲先父青少年时的故事，内容总是大胆的、暴烈的、好斗的。而故事的结尾总是以“后来他的性格变了”一句来结束。究其根源应该说，他是从长期的武术锻炼中，特别是从太极拳中悟到较为完美的做人处事原则的。在家中我们姐弟五人，从没有因烦他而受到责难，我们享受过真正的父爱。凡跟他学过武术的人都称赞他耐心，诲人不倦。在国术馆先父从不以领导自居，对老学员如马印等，因年龄不相上下，总是以师兄弟关系相处，互相学习。太极拳也是以代师传授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的教学更加贴体自如。有一次在外地参加比赛时，他把代教的几位弟子引见给鉴泉老师，吴老师很高兴的接受了他们，并加以鼓励。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绥远，国术馆关闭，他率家迁回托县。此时省主席傅作义让他以托县回族代表身份，参加日寇将在绥远组织召开的日伪“西北回教联合会，原和（归绥）回教支部”成立会，并寻机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先父是很讲民族气节的武术家，便毅然接受了这一秘密指令。随后组织了精干的工作小组，并配有电台。一九三九年许，得机会担任了日伪“原和回教青年学校”校长职务，以此掩护其抗日工作身份。此后他截获了日寇进攻五原的情报，立即电告傅作义将军。一九四〇年春，日寇在五原战役中损失惨重。在先父的自传中有这样一句：“当我获悉我军五原大胜的消息时，感到万分欣慰”。日寇失败后在知识界大肆搜捕，先父获悉脱险至北平。日寇兵对我家进行了翻箱倒柜的野蛮搜查（主要找电台），母亲亦因惊扰而重病一场。待事态平息后，他由北平辗转至绥西陕坝（当时绥远省临时省会）。傅作义将军不顾国民党绥远省党魁潘秀仁的反对（潘说父亲是汉奸），以这一功绩报国民党中央，委他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兼第三督导区专员之职，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期间，回教青年学校有个日本顾问叫小村八二男（人们都叫他小村），平时在校园内专横跋扈，指手画脚，使人见而生畏。他爱好摔跤，平时常让学生陪他练习。回族学生不泛摔跤好手，但畏其野蛮报复，而不敢使绝招赢他，只是陪他练练，而有的则被他摔的鼻青脸肿。时间一长，小村觉得和学生摔跤不够刺激，一心想试探一下中国武术的虚实，于是便邀请先父与他摔跤。围观的学生很多，一交手他便抓臂转身，想把先父从其身前背摔下去。可就在转身后背摔前的瞬间，先父用膝一顶其屁股，他踉跄二步来了个狗吃屎。小村爬起来红着脸还没悟出自己是如何趴下的，却以饿虎扑食之势又来抓拧。这次先父来了个顶膝压肩的招法，使其一个屁墩坐在地上。为了给小村一个台阶下，顺手把他拉起来，让学生陪他练练。不料学生见有校长在场壮胆，亦没有给他面子，一个学生以利落的动作把他重重的摔在地上。不知谁喊了一声：“扯活”（方言，快跑之意），该生应声而跑。小村惨败后，不知从这次较量中悟出什么道理，气焰大减，从此没有了摔跤的兴趣。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第三督导区撤销，先父回绥远省党部工作（主管总务）。抗战期间的绥远省回教救国协会改组为绥远省回教协会，先父当选为理事长。一九四七年在他的积极筹划下，省国术馆恢复活动，并建立了四个分场。他仍任副馆长（董其武主席兼任馆长）。一九四九年省府机构革新，将民教馆、图书馆、国术馆、体育场合并为绥远省新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他被任命为主任委员，直至“九?一九”和平起义。先父是个老国民党员，多年为国民党效力，对共产党没有多少认识，但他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在解放前夕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先父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加深了印象，对照国民党日益腐败的现状，盼望解放之心油然而生。一九四九年夏秋之际，趁胞弟吴荣赵绥东解放区教育厅报道之机，他写了一封拥护起义的信件，由教育厅长武达平转呈绥蒙区委，受到欢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起义，先父以绥远省回教协会理事长的名义在起义上签名，从此走上了新生之路。
解放后，先父参加了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受到了党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他深入农村受到了极大的锻炼，政治觉悟有了较大提高。从思想上认识到，解放后包括回族在内的全国各组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确实翻了身，自己也获得了新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激励着他，尤其是他看到在党的领导下，武术这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精神更加振奋。他被调到内蒙体委后，为开展武术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如：曾组织了全区武术巡回表演队，赴各盟市表演，对推动全区武术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不畏疲劳经常为团体和个人传授太极拳、剑，并多次参加地区和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和裁判工作。在这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先父进一步研究总结几十年来在武术锻炼中的心得体会。阴把枪是一中实用枪术，原没有固定的练习套路。他为了能使该枪术体用结合的进行传授，便把阴把枪的内容与家传的杨家四十枪揉合在一起，创编了《阴把枪套路》，并在枪术理论上加以充实。对该枪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练的太极拳实质上融进了家传八卦的手法，使动作更为细腻。他将云连生传授的倒把剑，巧妙的与太极拳相结合，使该剑术在体用方面更加完善。人称先父拳、剑、枪“三绝”的真功夫，就是在长期艰苦练习和不断总结中获得的，因而被誉为“塞外武术大师”。六十年代初，当他写的《靠身捶》问世后，本想把太极拳、剑和阴把枪亦用文字的形式面给世人，不料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因积劳成疾，旧病复发，而带着极大的遗憾与世长辞了。
先父身前曾任绥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内蒙古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内蒙古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一九九九年是先父诞辰一百周年，此时此刻，我不仅以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悼念他，而且更觉得应缅怀他艰苦奋斗，对祖国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缅怀他在民族危亡之际，不顾个人安危参加抗日地下工作的爱国精神和热忱；缅怀他能在关键时刻明辨是非，勇于投向人民正义事业的勇气，并为之奋斗的精神。我决心继承先父的遗志，为祖国的文化遗产——武术的发扬光大，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里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和吴敬贤（他的弟子）已编著了《阴把枪》，并于一九九零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我现在仍在努力，意欲了却他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