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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梦有信
在一中学生会的日子
兰宁远
2003年鲜花盛开的季节，由我改编的话剧《莫道桑榆晚》正式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在首都公演了。当我满载着师友亲朋的祝贺走出剧场时，迎面赶上了今年的第一场沙尘暴。可能人在心情愉快时，看什么都舒服，所以，肆虐的狂风黄沙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抱怨，而是让我的心溯源而上，回到了这风沙的发源地——我的家乡内蒙古，想起了我在母校呼市一中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记得在1991年初秋，我去呼市一中报到时，看着门口那两尊饱经风霜却依然雄然矗立的石头狮子，想着家中包括我的父母在内已有好几位亲人从这里走向了各自人生的辉煌，我感到压力重重，生怕因自己的些许懈怠而玷污了三代家人的共同母校的名声。三年后，从这座古老的学府毕业时，我特意在校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在定格了我与一中的同时，也定格了我心中永远的母校!
在一中百年华诞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欣慰地回忆起了曾经的一幕又一幕!和每一位校友都一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紧张的学习、欢乐的氛围和真挚的同窗之谊。但要说与众不同的，也是让我珍藏一生的还得说是我在一中学生会工作的那段经历!
一
有人说，担任学生干部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但在我看来，这倒在其次，当学生干部的经历更为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什么叫自信。小时候，我曾经是个腼腆内向的孩子，在别人面前很少说话，即使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都会双腿打颤、大汗淋漓。但说来也怪，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在到一中的第二天，竟被当时的班主任张官兵老师任命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尽管依然胆怯，但在这个新的集体，没有几个人了解我的过去，从小就有些表演天赋的我，每到班会时，就努力装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虽然有些做作，不过同学们谁都没有注意，我不禁暗自高兴，也渐渐真的变得自信起来，开始乐此不疲地为班里的工作“殚精竭虑”了!
第一次参加学生会的会议，是在1991年的深秋，学校召开了第37届学生代表大会。从小便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我，原以为这不过是政教处的老师在全校学生干部面前宣布一下学校的决定罢了。但当我走进东楼三层的会议室，才发现我想错了。会场处处体现着一种严肃和正规，主席台上坐满了学校的领导。会上，还很正规地审议了上届学生会主席做的工作报告。我已经忘记是如何成为学生会委员的候选人的，但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当时还发表了一段“竞选词”，是这样说的：“如果把学生会比作纽带和桥梁的话，我愿把友谊的纽带系得更紧，把理解的桥梁架得更牢!”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空洞无物、俗不可耐，但在当时却也赢得了大家的一阵热烈掌声，我正式成为了一中学生会的一员。在政教处主任翟霞老师的主持下，我在随后的学生会全体会议上被任命为第37届学生会的学习部副部长、记者团副团长。
在学生会，我参与组织的第一次活动是学校的第二届“青春杯”智力竞赛。平时大家的学习都很累，为了让同学们不要再因此而费神，我们在筹备时，就定了一个方向，题目完全脱离课本，也不定什么复习大纲，而是在大家日常积累的知识方面进行比拼。为此，我们学习部的几位同学，几乎翻遍了《十万个为什么》《蒲公英智力竞赛》等所有可以找到的资料，精选了几百道难度适中、趣味性强的题目做成了小卡片。有了这些，大家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
但究竟以什么形式搞，我还真犯了愁。那时的我们毕竟还是些十六七岁的孩子，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可模仿是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就像电视上的智力竞赛那样，尽可能的做到完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向学校领导申请经费、借会议室；还得邀请外校学生会和新闻界的朋友参加，任务自然落到了我这个副部长的身上。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从没有和比班主任大的“官儿”说过话，有些不知所措，可又心急如焚。时间一天天过去，不能再等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校长办公室，咬着牙走进报社的大门……事情一件件地搞定了，我们大家都放下心来。我也惊奇地发现，与人打交道其实并不难，校长也没有原来想象得那么严肃可怕!
竞赛一切都按电视上的样子进行，不仅借来了抢答器，而且还把团委办公室的三个形状各异的金色的旧瓶子拿来，系上红色的丝带，就成了“青春杯”!一切准备停当，我们的智力竞赛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开始了。来自学校各个班的同学都在极力维护着自己班级的荣誉，使出了浑身解数，从初赛到复赛再到决赛，整个比赛过程热火朝天、高潮迭起，相当成功!决赛那天，曾在延安“抗大”学习的老市长郭倩琮先生也亲自到会，并被同学们的热情和朝气所感染，深情地讲述了他在少年时期的鲜为人知的动人往事……
二
1992年，我已经在一中生活了一年，成为一名“老一中”了。那年的初秋，学校安排同学们去位于呼市东郊的讨号板村参加学农劳动。我则带着学生会记者团的几名小记者到这个村子周边进行采访学习。那几天正是中共“十四大”召开的日子。那时的我们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小记者王煊特意拿了一个小收音机，我们边走边听边看。一番采访过后，我们发现，在那个小小的村子里，有许多客观事实和我们平时在报纸和电视上说的竟截然不同。我们带着满腹的疑惑用略显稚嫩的文字记录下了所见所闻，这些采访报告虽然没有地方发表，但却让我们的思路变的开阔了，也极大地激发了大家渴望走出校园，接触社会的热情和愿望。
于是，在那年的寒假，我给记者团的同学办了“记者证”，带着大家走遍了青城的大街小巷。除了感受城市的节奏和变化之外，我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城市的发展和振兴上。当时，呼和浩特市正在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和“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决策。为了及时了解掌握这一总体规划的情况，我们的小记者分头到呼市科委、教育局、文化局、内蒙古民族商场、伊利公司等单位进行了采访学习。在那个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走进了当时分管这项工作的却金扎布副市长的办公室，受到了却副市长的热情接待并接受了我们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就是这样；我们的记者团在走出校园的同时也逐渐走向了成熟。但遗憾的是，同学们用辛勤和汗水写就的那些作品却因无地发表而不能让更多的同学了解我们的成果，大家都觉得有些可惜。于是，我们想到了办一份自采自编的校园小报。这一想法得到政教处汤俊文主任的支持后，已是学生会副主席的我和学习部的同学说干就干，迅速组建了编辑部，由我担任主编。谢茂才校长亲笔题写了报头“一中周报”。有了自己的阵地，小记者们如鱼得水，我们撰写的一篇篇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通过这张每周一期的油印小报走进了班级、走近了同学，赢得了全校同学的喜爱。
报纸创刊的那天，我就告诉全体编辑，《一中周报》这个名字注定了我们的报纸不是像其他学校文学社办的那种附庸风雅的小册子，而是同学校的大事和同学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份综合性的校刊。因此，按照校园新闻、政教之声和校园文化、文学副刊，我们把小报分成了几个部分，办成了一个校园的信息港，把为同学办实事当作了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人校的那年，正赶上一中新教学楼竣工，我们是第一届人住的学生，大家欣慰极了。我还代表全校学生在竣工典礼上发了言。但是，一年过去了，大家期盼的新实验楼却仍然迟迟没有开放，理化生实验只能在拥挤不堪的旧实验室凑合着上，许多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无法正常使用，为此同学们议论纷纷，都在抱怨学校。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责任并不在学校，而是施工单位的原因。为了让同学们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编辑部的同学特意针对同学们的反映，组织采写了一组系列专题报道，其中有两篇的题目是：《实验楼建好缘何铁将军把门?李峻山副校长接受记者采访》、《实验楼为何不能使用，市计委主任、教育局长各有说法》，文章刊登后，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同学们也理解了学校的苦衷。当时，我们把那几期报纸寄送给了市领导和新闻单位，引起了高度重视。经过学校领导的努力，有关部门很快就在一中召开了现场会，锈迹斑斑的铁锁终于打开了!
在一中九十年校庆的日子里，《一中周报》也迎来了它的一周岁生日。当时的市长白音等领导还亲自给这份油印小报题词表示祝贺!学校领导也决定在校庆那天，出版一期铅印的《一中周报》“校庆专刊”，刊登有关校庆的情况、纪念创刊一周年。听到这一消息，我欣喜若狂，当即和汤俊文、许钊老师和孙晓冬等几位编辑加班加点，从组稿、排版到印刷，整整忙乎了半个多月。记得报纸印完的那天，是我和几个同学在一个华灯初上的傍晚，骑自行车从印刷厂驮回来的。校庆那天，我和编辑部的几位同学专门站在校门口，亲手把一张张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发给了校友们。当我的爸爸带着写有“校友”字样的胸卡走进校门时，我向他微微一笑，爸爸接过我以校友的身份递给他的报纸时，他皱着眉头看了一下，随后，露出了同我一样欣慰的笑容，让我至今难忘!
那天，我刚满18岁。
三
九十年校庆的篝火晚会上，我几乎是含着泪为全校同学唱了一首歌《把根留住》。那个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我想了好多好多。以前的我，只是觉得自己是一名一中的学生，是一中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客而已。而那天，看到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校友纷至沓来、看到爸爸那种坚定而自豪的目光、看着同学们一张张质朴的脸庞……我忽然间发现，我的生命已经与这所学校再也不能分开，我成了一个“一中人”了!
我庆幸我是一中的学生。是一中让我拥有了自信，是一中给了我知识和力量，是一中让我走向了一个更加辉煌的起点……总之，一中给我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我为自己在一中的最后一年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中人”感到自豪和欣慰!那次校庆后不久，学校召开了第39届学生代表大会。我高兴地发现，由当初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到从容地筹备主持这样一个大型的会议，我已经变得成熟而自信了!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一中第39届学生会主席。不久后，又在呼和浩特市的学联全委会上，被任命为呼市学联副主席，这是我在中学期间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也是我迄今为止，任职“级别”最高的一个。
由于面临毕业，1994年春节过后，我便不再主持学生会的日常工作了。在那之前，我在一中组织了最后一次活动，那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晚会。由于毛主席的生日是12月26日，所以，纪念晚会和新年晚会同时在呼市少年宫文体馆举办。学校决定，这次晚会，只有高一和高二两个年级的同学参加，高三的学生在学校继续上课。但我觉得新年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高三的同学一样也希望表达对领袖的缅怀之情。我觉得不能因为是毕业班就剥夺了大家的权利，再说，全校的活动也如果少了一个年级必然会显得残缺。所以，作为学生会主席，我感到该站出来为同学“请愿”了。我找到了校长和教务处主任，经过我的反复解释和劝说，学校终于破例同意让高三的同学也一起参加这次联欢。我高兴地跑回教室，把喜讯第一个告诉我自己班里的同学。
为了向全校同学展示我们这一届学生会的风采，我特别邀请了在舞蹈方面颇有造诣的陈熙庭老师为我们辅导了一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大型舞蹈《东方红》。我和另外的十几位委员，排演了一个短剧《九?一三前夜》，我扮演了周总理的形象，邀请了当时在呼市很有名的、号称“塞外毛泽东”的伊海云先生客串了毛主席的形象。正式演出那天，轮到我们上台时已经接近尾声了，观众多少都有些疲惫，应当说这是一个最不利的时间。但我们丝毫没有受任何影响，我自信地走上舞台，用浓厚的淮安乡音模仿周恩来的声音说道：“我是周恩来，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同志们……”话还没说完，场下顿时掌声一片，晚会的气氛再度达到高潮，整个剧组的情绪也上来了，淋漓尽致地再现当年的那一幕，节目大获成功，所有演员在谢幕时都哭了……大家也抱以了那天最热烈的掌声。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工作得到同学的理解和认可更让我们感到欣慰呢?那天晚上，我用演出节余的一点点微薄的经费请大家到公园滑冰，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面条，我对大家说，“虽然我们平时的工作遭到了大家的误解和不满，但今天我们最辉煌!”
由于我们的晚会空前的成功，所以，呼和浩特市学联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也交由一中学生会来承办。但呼市的学校比较分散，学生大都又面临期末考试，聚在一起搞大型晚会显然不大现实。究竟怎么办，我们和团市委的刘菊如老师你一言我一语，整整商量了一个下午，直到天快黑时，才终于想出了一个既简朴，又符合中学生特点的创意来。
1993年12月26日，呼和浩特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我和同学们冒着风雪推着一辆三轮车在马路上艰难地走着，生怕摔坏了车上的大蛋糕，这是我们活动的主要道具。那天呼市展览馆中央大厅布置得异常漂亮，横幅上写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集体生日会”。下午五点，来自呼市各个中学和中专的一百多位与毛主席同一天生日的中学生都来了，连同工作人员，一中共有30多位同学参加了那次活动。晚会开始时，会场关掉了所有的灯，大家手里都拿着一支红色的小蜡烛，以“我和伟人一起过生日”为题，在淡淡的轻音乐声中，每人都说了一句各自的心里话!接下来，大家把那块直径两米的大蛋糕瓜分了个精光。平时难得放纵的同学们也忘记了学校、年龄的限制，抛开了考试、学习的压力和家长老师的管束，又是唱又是跳地度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难忘的生日。就连一向严肃的团市委书记刘菊如老师也主动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为大家唱了两支她少年时代经常唱起的歌。虽然我记不清她唱的是什么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她对我说：“谢谢一中的同学们帮我们办了这次非常成功的活动!”那天晚上，伴随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当灯光再度亮起时，同学们互换礼物，互留地址，互道珍重，依依不舍地与大家相约明年!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学生会的同学每个人都能讲出好几个，但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可能一一道来，但那些略显稚嫩的往事却永远地留在了心中!转眼离开一中已经快十年了。如今在北京生活的我，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回到母校怀旧，更没有许多机会和那些昔日的同学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但我还常常充满感激地回忆起曾在呼市一中那段有欢乐亦有辛酸的岁月。不管怎样，那段路毕竟是我在一位位恩师的教诲中健健康康、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并将转化为一种永久的动力让我朝着自己心中的神往和目标矢志不渝地走下去!
作者简介
兰宁远，1975年出生。1991—1994年在呼市一中学习，在校期间，曾担任呼市学联副主席、一中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一中周报》主编等职。199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相继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解放军报》、《传记文学》等报刊发表散文、评论、名人专访等近百万字。主要作品有：话剧剧本《莫道桑榆晚》(与日本剧作家合作，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影视评论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济南出版社出版)等。其作品还被收入《我从草原来》、《大学往事》、《中国青年佳作选》等散文随笔集。现为解放军总装备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神剑》杂志社编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