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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碎片
陈瑞台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鲁迅
阔别母校已足足四十个年头了。随着时光流逝，往事如梦如烟，日渐淡漠。但有些记忆不仅没有磨灭，反而日见凸显清晰起来，不知是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呢，还是自己的思想较前成熟了，可能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吧。这些磨不掉的记忆，便成了学友相聚时谈论的话题，其中谈论最多的，当是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师长，尤其是赵敦年老师。他的学识，他的为人，他的不幸的生命结局，至今仍让人欷歃不已。
1958年夏天，我随父母支边来到呼和浩特，就近考入一中，被编在初一年级80班。赵敦年老师也是这年秋天与我们这届学生同时踏入一中校门的。他是安微六安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一位高才生；在大学读书时，正赶上反右斗争，被划为右派分子，运动结束后，发落到边疆地区来教中学——这些都是后来逐渐知晓的。当时新的汉语拼音(拉丁字母拼音)刚开始推行，赵老师教初一年级79和80班的汉语拼音课，所以，一入学便认识了他。赵教师穿一身浅灰色制服，中等身材偏高，风度翩翩，面目白皙，下颔有一颗小黑痣，讲话略带南方口音，口齿清楚，嗓音洪亮，板书工整遒劲，写一手漂亮的正楷。上课时，他带领我们大声读什么“茶几儿”“板凳儿”，练习儿化音。虽说简单无比，可对于班上绝大多数一直操呼市旧城方言的孩子们来说，却十分新鲜，因此，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并调皮地模仿他说话。也许是他忘了作自我介绍，同学们不知他姓什么，便称他为“汉语拼音老师”。他从不主动接近学生，下课铃一响，便收拾课本，回办公室去了。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那时还不懂得什么是“右派”，更不知道汉语拼音老师就是右派。我只记得读小学六年级时，语文老师突然下令，要求每人用毛笔将课本上艾青的一首诗《春姑娘》全部涂黑，一个字也不准露出来，连目录上的有关内容也要涂掉。事隔多年之后才晓得，这是因为当时艾青已经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
那时的一中校门前，小桥流水，杨柳依依，景色宜人：大门两旁石狮矗立，显得典雅庄重。校门北侧，一株饱经沧桑的老树斜逸而出，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中久远的历史。门内小院里种满花草：火石榴、无花果、玻璃翠……传达室走廓挂面整容镜，同学们经过时总爱在镜前挤来挤去，做出种种怪相，然后大家相视大笑，可真开心。可惜1959年一场洪水过后，木桥坍塌，校门和围墙被冲毁大牛，哈哈镜也不见了，只有一对石头狮子保留下来。于是，只好将校门迁到北边的河沿上。
升入初三后，赵老师又给我们两个班上课，不过这次教的是语文。他讲课细致认真，总是逐字逐句地讲，一个难点也不放过，可谓一丝不苟。赵老师上课时，往往目光注视天花板或窗外，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也捧着课本，从讲台上走下来，边走边讲。他从来不刻意地维持课堂秩序，但课堂却很安静。他尊重每个学生，课堂提问时都要加个“请”字，如“请某某同学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管你答得正确与否，他都要说“请坐下”。他善于启发大家思考，如讲《孔乙已》时，他曾问我们，为什么说“孔乙已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结果是连叫三人，最后轮到我，都没答上来，至今还感到遗憾。可是，那时的我们，怎能想到穿长衫和穿短衫的区别呢!
初三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的语文教科书为突出政治，选了一篇《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的文章。让右派自己讲自己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赵老师在讲这篇课文时声泪俱下，嗓音因激动而颤抖，他面对全班学生，沉痛地忏悔：“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虽说已是初三的学生，但我们仍不大明白反右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不理解像赵老师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是右派?他究竟是怎样反社会主义的?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他和其他年轻老师不大一样，性情孤傲，落落寡合。每逢周末，其他老师大多在会议室里翩翩起舞，但从未见过赵老师的身影。除上课外，他和学生仍保持距离，很少私下接触。
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大约是初三第二学期吧，春天到了，学校突然决定为我们更换语文老师，让赵老师到一中后沙滩菜园劳动改造，可能是怕他用反动思想毒害青少年吧。同学们对新来的老师不甚满意，给学校提意见，要求让赵老师回来上课。学校为保证升学率，勉强答应晚自习时由赵老师来辅导、答疑。在得知赵老师要到菜园劳动改造时，同学们为略表心意，凑钱买了一些小礼物送给他。那时的礼物，大多是笔记本或小册子之类。小册子的内容，往往是领导人的讲话，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我们还仿效成年人，认真地在扉页上写几句鼓励的话，如“希望赵老师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不知赵老师看到这些公式化的语言作何感想。但他对劳动改造并无抱怨之色。我们班的教室靠近伙房，每到傍晚，就见他穿着那件打了补钉的浅灰色制服，挑着两箩筐菜，由西小门回来。他神态自如，红光满面，将菜送到伙房，擦擦汗，就走了。晚自习时，他又到教室辅导学生。也许他真的相信，只要好好劳动，就可以用汗水洗刷往日的“罪恶”，就可以得到人民的原谅。他做事认真，不仅对教学，对劳动改造也是一样。那时学生每学期都有一周劳动课。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菜园锄草、浇粪，工间休息时，几个同学到看园人的小屋去喝水，发现桌上有个日记本，是赵老师的。出于好奇，几个人抢着看。当年我们还没有后来红卫兵那样敏感的政治嗅党，对文字部分不甚感兴趣，只记得有一页的下方画着一幅图，画的是用木棍栽成的篱笆，旁边还有文字说明，大意是如何才能将篱笆栽得更牢固。他确实在虚心向老农学习，他的真诚，也着实打动了我们。
1961年深秋，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极度困难时期，为贯彻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旧城北门对面(现在的伊利广场)开设了自由市场，允许农民高价出卖一些自留地或家庭副业的农副产品，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从家返校，经过自由市场，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手里捏着几颗土豆，正往嘴里塞，破旧的衣袖露出棉絮。那不是赵老师嘛!为避免让他难为情，我没有上前打招呼。他的狠狈样儿令我心酸，使我想起他给我们讲过的孔乙已……直到写这篇回忆时才了解到，他从1958年来内蒙古，一直到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每月生活费仅有27元。自由市场煮熟的土豆每斤5角，他的收入全部买成土豆，也只有54斤。他只身一人从江南来到塞北，冬天没有御寒的棉衣，身上穿的一套蓝色棉制服，据说还是几个好心的老师凑钱为他添置的。
转眼间到了高二。走上语文课讲台的不是别人又是赵敦年老师。他穿一件洁白的衬衣，神清气爽，望着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激动地说：“你们是一级一级考上来的，而我是跳班上来的。非常感谢校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们这届到高二时，已是1962年，听说赵老师已摘掉右派帽子，可以说已经“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校长王文鼎不拘一格．大胆任用人才，将赵老师从初中提拔到高二，教47和48班的语文课。正是在这一年当中，加深了我们对他的了解，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至今受益匪浅。赵老师功底深厚，学识渊博，尤其擅长讲文言文和鲁迅的文章。记得在学《岳阳楼记》时，随着文中描写景象的变化和赵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解，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悲时喜。当他讲到“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时，我们仿佛看到那风雨交加、地动山摇、险象环生的场面，不禁悲从中来；当他讲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时，我们又顿觉阴霾荡尽，豁然开朗，心往神驰，无比欢欣与喜悦；当他讲到“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几乎要让人潸然泪下了，赵老师说话时，个别字眼儿略带安徽味儿，比如“奶奶”，他念作lailai，哥哥”念作gu6guo，“鹧鸪”念作zhaigv。他讲课时的神情加上那独特的语音令人至今难忘。
大概是摘掉帽子的缘故，他的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谈起话来也不乏机智幽默。尤其是作文讲评时，更是妙语连珠，谐趣横生。如某同学写下乡劳动，帮老乡起土豆，本意是说丰收了，土豆长得很大，“一颗颗土豆大得像小孩头似的”。赵老师打趣说：“同学们试想一下，如果土豆个个长得像小孩子头，那一筐筐有小孩头该多可怕啊!”另一同学写国庆节那天和兄嫂子侄儿一道游园，开头还写哥如何，嫂子如何，但下文中嫂子再没出现，直到回家。赵老师开玩笑似地说：“这嫂子到儿去了?莫非被人拐跑了不成?”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例子，我们记庄了比喻要恰当，写文章要前后照应。他还告诉我们，写对话要切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就好比给孩儿起名字，农村人喜欢叫“花”呀，“枝”呀，“莲”呀，“拉弟”呀；城里人则爱叫“妮”呀，“娜”呀，“亚男”“胜男”什么的。我们交的作文，他每篇必改，评语简练而含蓄。有个同学写的作文大而无当，言之无物，赵老师只批了五个字：“河汉清且浅”，让你自己去体会。但遇到原则性问题，他却观点明朗，从不含糊。高二那年秋天，我们班到位于桃花公社密密板的一中农场劳动，任务是起胡萝卜，赵老师也随我们同去。休息时，大家边啃胡萝卜，边聊天。一男同学问赵老师：“您对毛主席诗词怎么看?是不是真的写得那么好?”赵老师一边用小刀削胡萝卜，一边肯定地说：“毛主席诗词气魄宏大，立意高远，绝非一般文人士大夫所能比，这是不容置疑的。”他那铿锵有力的回答，至今留在同学们的记忆中。
为了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赵老师在当时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为我们补充课外知识。他为我们刻印了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以及许地山的《落花生》等优秀散文。有的同学在自习课时读《世说新语》和《唐五代词》，他告诫说，还是多读苏辛的词。另外可以买一些《中华活页文选》，或是借上几届学生用过的旧《文学》课本来读，对提高古文阅读能力有帮助。后来我们才理解他的苦心，因为我们太年轻，还缺乏判断和鉴别的能力，他担心我们会受魏晋文人那种玩世不恭、狂放不羁的怪僻性情以及五代诗词哀婉柔靡风格的影响。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赵老师曾为我们介绍一首王维的诗《辛夷坞》，并用他那端庄秀丽的楷体文字写在黑板左侧：“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我们推测，这首诗大概就是赵老师当时心境的写照吧。虽说已摘掉帽子，可毕竟还是“摘帽右派”。他仿佛就是深山里自开自落无人赏识也无须他人赏识的辛夷花(指芙蓉)，打算在这所边疆中学孤寂平淡地度此一生。可是，后来的事态变化，使他连这起码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1964年，我考入大学，告别母校，有关赵老师的事只有道听途说了。听说在我们离校后他已娶妻生子。文革前夕批判电影《早春二月》，他上课时毅然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早春二月》不是毒草”。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1968年，文革处于大批大揭大揪斗中，红卫兵揪斗他，他与红卫兵发生冲突，被当时的“群专”抓了起来，从此身陷囹圄。在监狱里他精神失控，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不甚了了。
1970年4月5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正逢清明节，天气阴沉晦暗，冷风习习。我一早起床，收拾行装，准备乘专列到军队农场劳动锻炼。当时内蒙古已全面军管，为稳定局势，早在春节前已将自治区级机关的干部集中到张家口、唐山参加学习班；随后，又决定把呼市地区所有在校大学生送到解放军农场劳动，名之曰“锻炼”，或曰“接受再教育”。内大学生去的是河北邯郸一带的1584部队农场，出发的日子被指定在清明节这天。大约9点多的时候，校园的高音喇叭突然传出召开公审大会的声音，因为有风，又隔着窗户，声音时断时续，模糊不清。我隐隐约约地听出会后将有九名反革命罪犯被枪决，其中就有赵敦年这一名字。我的心顿时一沉，本来就沉重的心情更像灌了铅似的。我很想到现场看看，无奈的是，身边的解放军又在催促整队出发。临行时，老师守侯在路边为我们送行，他们也预料到，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我的班主任，一位中年女教师，含着眼泪往我的上衣口袋里塞鸡蛋；另一位男老师则面带苦笑默默地将三包香烟扔给卡车上的男同学。当我们路经新华广场时，只见人山人海，正在召开公审大会。因为离得太远，我无法看清审判现场。后来听一中老同学说，有人曾目睹赵老师满脸红涨被押在刑车上游街的惨状。我想象他游街时的样子，是不是活像阿Q?当年在课堂上，他给我们讲《阿Q正传》，讲阿Q愚昧，死到临头还担心圈儿画的不圆，说什么“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而今自己却被押上刑车，周围依然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我无法知道，彼时彼刻的他想些什么，又想说些什么?但我猜想他一定会认为这世上的人疯了。他死后，家里没有人来，连尸骨也无人收殓。据说早在他被“群专”抓走后，妻子无法生活，携子女投亲靠友去了。对他的白发双亲来说，则更是“此时有子不如无”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赵老师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包括1957年的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呼一中还为死者举行了小范围的追悼会。他的一切厄运都是从反右斗争开始的，正如反右斗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在晚年所写的《回忆与研究》中所说：“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从全国来讲，赵老师不过是55万右派中的一个，而且是极微不足道的一个，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即使在被定为右派分子时，他也无甚惊世之言，如李慎之的“大民主”，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等等。但对他的家人，对他的父母妻儿来说，他是他们的唯一和全部。契诃夫有篇小说《打赌》，说的是一个银行家和一个年轻律师争论，死刑和无期徒刑相比哪一种更合乎道德?死刑是一下子把人杀死；无期徒刑是终身监禁，等于慢慢的将人致死。我想，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我会肯定地回答：无期比死刑更人道一些。人死不能复生，如果赵老师当年被判无期徒刑，一旦冤案昭雪，他照样可重返社会，享受人生。而且，无期徒刑不仅能给犯人再生的机会，同时也为执行者留下挽回过失的可能。如今，在欷献感叹声中，在零碎的回忆之后，我们只能遥思空叹了！
2004年4月5日作者简介
陈瑞台，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已退休。1946年出生于河北藁城一革命家庭，父亲自年轻时投身抗日，家庭是冀中平原的抗日堡垒户。1958年随支边的父亲来呼，就读于呼和浩特一中。1964后以异的高考成绩被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录取。毕业后曾在解放军农场、工厂劳动锻炼及工作，1979年调入内蒙古大学经济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和思想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等论文20余篇，并参与《政治经济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词条的撰写。此外，还发表有《谐声取譬 戛戛独造——{围城)人名趣谈》等关于钱(钱钟书)学的论文。作者有感于赵敦年老师的遭遇，值母校百年校庆之际特撰写此文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