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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国立绥远中学
李吉吾
从1939年至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国立绥远中学存在了十余年，以合并于归绥中学(今呼和浩特一中)而告终。这十余年中，该校桃李芬芳，所培养出来的大批学子，遍布于全国各地以至海外。其中从1939年建校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是该校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现将国立绥远中学在抗战时期的情况，作一忆述。其生活之艰辛、学习之勤苦，不无借鉴之处。唯所叙难免有所缺漏和悖误，请原来母校的老师、同学们补正。
学校成立与发展
绥远地处西北边陲，抗日战争前，教育事业就很落后。那时全省的中等学校，寥寥无几。设在省会归绥的有省立归绥中学、归绥师范、工科职业学校(原中山学院)、农科职业学校、女子学校、私立正风中学；设在包头的有绥远省立第二中学、国立边疆政治分校；在集宁的有省立集宁师范等。“七?七”事变后，随着绥远不少地区的沦陷，各学校均告解体，师生流散，有的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有的逃亡流浪出去，寻求抗日救亡之路。
抗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收容沦陷各省的流亡学生，在后方各地成立了许多国立中学。其中于1938年在陕西安康，为察哈尔和绥远两省的流亡学生，成立了国立第四中学。由当时察哈尔省教育厅长胡子恒和绥远省教育厅长阎伟共同主持。阎伟字致远，托克托县人，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曾在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供职，抗日战争前为绥远省教育厅长。绥远沦陷前夕，率教育厅部分人员撤往后方。国立四中建校后，阎为校务委员会主任，胡子恒为校长，执掌大权。继而发生了地域派系之争，阎伟鉴于两省人士未能协力同心办学，复感在安康收容察绥流亡学生，路途遥远，山川阻隔，长途跋涉，辗转费时，不如在河套地区建一所中学，就近接纳流浪学子。于是据理陈情，获得教育部批准，1939年6月12日正式成立了国立绥远中学。
建校后，由阎伟自兼校长，梁漱溟之高足弟子李宸(字渊庭，托县人)任教导主任，学生大部分来自绥远沦陷地区；亦招收不少河套当地学生；同时，还有一部分来自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和东三省的流亡学生。当时学生人数为300多人，由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其中初三一个班，初二一个班，初一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还有一个补习班。我是在家乡萨拉齐县沦陷后，过了两年亡国奴生活，饱尝蹂躏屈辱之苦，乃于1939年夏，抛别父母弟妹，跳出樊笼，经过长途跋涉，多时辗转，流亡到陕坝入学，进入初中一年级甲班。其后几年中，学生陆续增多，年级次第升级，建校三年即发展成为初高中班级齐备的完全中学。初高中各为三年制。一般是初中为双班，即每个年级两个班；高中为单班。我初中时是初五班，高中时是和同年级初六班合组成的高五班。为解决河套地区小学的师资问题，从1941年开始，还开办了四年制的简易师范班，每年招收一个班。由于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全校学生最多时达700多人。为抗战时期绥远最高学府。1943年夏，高中第一班毕业。当时在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况下，继续升学只能西行，即经宁夏分赴后方的兰州、西安、武汉、城固和四川省，投考高等院校。同时，每年的初中毕业生，也有一些奔赴这些地区的高中或专科学校求学的。
国立绥中在抗战时期的校长，历经三任，除首任校长由教育厅长阎伟兼任外，继任者为张淑良(字可旌)，之后是又一任教育厅长潘秀仁(字箴四)兼任。担任过教导主任的有李宸、邢钟岳、贾武、卢继业等。担任过训育主任的有王绥之、孙茂宸、金载民等。担任过总务主任的有苗国华、卢继业等。1942年，学校发展成为完全中学之后，有教职员工60多人。教师大多数是从敌占区逃亡出来的，他们原来都是国内老牌大学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辅仁大学、山西大学和东北大学等校毕业，有执教经验的老教师，也有国外留学生。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确是第一流的。先后任国文老师的有李宸、程维城、王绥之、王少周、赵锡、赵寒操、陶仲康、刘幻尘、乔殿重、王兰田等；数理化教师有曹诚斋、贾武、苗国华、邢钟岳、胡向林、杨景贤、阎博群、信法刚、郑才、白焕瑜、翟缵周、张世珍等；史地教师有张孟斌、孙茂宸、张鹏举、贾秉温、乔允中、卢继业、程子春、任兰田等；英语老师有阎秉乾、朱子平、贺宗升、李象山、段棵等；其他如生物、卫生、公民、美术、音乐、体育、国术和军训等课程的老师分别有李雨化、李荣荫、李树茂、王桐岗、刁梦楚、刘岱、王纯、候彦之、耿正范、孔博泉、邬震、王广统、于俊祥、刘恩绶、唐希舜、高赓宇等。
学校初建时，条件非常简陋。在陕坝南门里占用“屯垦队”合作社的仓库大院，分为三处，皆破旧土房，有些教室是利用马棚改成。因房舍紧缺，乃于1941年暑期，西迁至距陕坝30多里的米仓县三道桥一处喇嘛召叫梅林庙。除庙产房舍、经堂、殿宇、场地分别辟为校部、教室、礼堂、宿舍、伙房、操场外，还通过学生劳动，自建了一批土房，基本上适应了教学需要。
教学在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河套始终是抗日前沿阵地。最初包括五原、临河、安北三县。1940年“五原战役”后，又增辟晏江、狼山、米仓三个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设在陕坝镇。傅作义统辖之部队与日伪军在安北县境的西山咀隔河对峙。陕坝与前哨边缘相距一百多公里，所以国立绥中是创建在抗日前线的一所学校。
那时绥西河套一派抗日气氛，抗日标语遍地皆是，校舍内也是如此。抗日救亡歌声终日不断，震撼空间，响彻任何一个角落。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都很紧张欢快。刷写的大字标语非常醒目，内容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精诚团结，收复失地”、“驱除日寇、还我河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保卫大西北，保卫全中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等。学校教唱的抗日救亡歌曲有：《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保家乡》、《东洋强盗》、《我为战士送衣裳》、《八百壮士》、《满江红》、《毕业歌》、《黄河大合唱》、《思乡曲》、《五临安是我们的》等等。除上课时间外，在其他时间里，学校中充满歌声，遇有集会，会场上总是歌声朗朗，各班互相拉唱，此起彼伏。每当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令人痛心疾首的流亡歌曲时，同学们特别是有切身感受的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学生，无不饱含辛酸，泪眼汪汪，声音颤抖，边歌唱边哭泣，一派凄楚场面。当唱起其他抗日歌曲时，又是那么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气势冲天，令人振奋。学校也经常组织一些面向社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如在街头演讲、歌泳、演活报剧等。那时河套电影缺少，很难看到，大概只放映过一次描述“八?一三”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战斗影片，很鼓舞激奋人心。还举行过几次全国有名战役胜利的游行，如庆祝“长沙大捷”的游行等。
其时，在先有中央组织的战地慰问团，从重庆不远千里前来绥西前线，慰问抗日军民，也来绥中慰问了我们全体师生。慰问团团长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还为我们学校作了很振奋人心的演讲，以后又有张治中将军来抗日前线视察和慰问。绥中全体师生也参加了欢迎，并聆听了张将军的讲话。
国立绥中的教学，是处在动荡的战火中，敌机经常飞临各县城镇轰炸扫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多次派军官为我们全校师生讲解防空知识。陕坝是绥西前线最高指挥机构和省府所在的城镇，是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便成为日寇空袭的主要目标，不断受到侵优。我们经常躲警报，白天上课时，也得由各班轮流派人在学校最高处的房顶上值警，遇有空袭警报，便鸣笛停课，师生们迅即疏散到城外的田野里，在纵横交错的渠道里和树林里隐蔽。空袭频繁时，甚至一日内奔跑数次，简直无法上课。有时夜间实行灯火管制，点的虽是麻油灯，光线暗淡，也得熄灭，连晚自习也上不成。也不止一次地由于深夜跑警报，人们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只好提着往外跑。绥中校院内，也曾遭敌机轰炸，炸下数尺深的弹坑。为了不影响上课，有时遇有警报，各班集体躲到田野，在敌机未飞来前，继续上课，等听到飞机嗡嗡地声响，或远远望见飞机的黑影时，再行疏散隐蔽。有时正在开饭，听到警报便抬着饭桶端着饭碗跑。由于受到战事影响，还有过学校集体逃亡借地教学的情况。所以处在抗日前线，读书总是不得安宁。
绥中的学生，既有饱历沦陷亡国之苦，又亲自遭受抗日前线战火的威胁困扰，加之平时接受爱国抗日的宣传教育，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地注入到每个人的脑海中。学校每日清晨早操跑步后，进行升国旗仪式，老师们轮流作精神讲话。每周星期一是总理纪念周，诵读《总理遗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每月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党政军团学各界齐集。学校全体师生也整队前往参加，傅作义作精神讲话。所有这些活动，也都是关于抗日救亡、各战场形势、激励爱国意志等方面的内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丧权辱国，国耻深重的历史和现实，无不激荡着大家的爱国热情和救亡图存的意志。为了抗日甚至出现了从军热。1943年，我校约有30多位同学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前赴缅甸、印度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1944年蒋介石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准备用于对日总反攻。爱国青年、热血男儿，风起云涌、积极响应，不少同学报名应征，投笔从戎。各年级参加者竟达90多人，几乎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他们离开学校投奔“青年远征军”。由于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同学们未能实现疆场效命，退伍复员后，又重新就读于国立绥中，也有些留在外省升学的。
集体逃亡 借地读书
1939年腊月，日军大举进犯河套，绥西进人交战状态，除军队与之周旋外，机关学校则纷纷转移。国立绥中也被迫打起背包，带上干粮(炒面)，在敌机盘旋轰炸和炮声隆隆中，撤离陕坝，徒步向宁夏转移，开始了长途集体流亡生活。为逃避敌军追袭，只好日夜兼程，不得休息。当时正值数九寒天，过了补隆淖、三盛公后，就行进在茫茫的沙丘和冰封的黄河的荒野地带。据说这条路曾是古时通往新疆的荒寂的驼运之路，当年全凭驼夫的记忆和视力摸索行进。1926年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撤离绥远，开赴甘肃、陕西时，开辟过此路。但时隔多年，交通闭塞，路迹全无，荒芜难辨。此行不是穿梭在红柳林、盐碱滩和哈茅儿圪堆之间，就是踏着冰封黄河，艰难地行进。同时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恐敌军逼近，疲于奔命，竟不觉冷。困了就在荒野里躺倒睡觉。由于极度困乏，同学们走起路来还在打盹。甚至一跤跌倒就呼呼入睡了，被别人唤醒，爬起来再走。
在黄沙滚滚，荒野漫漫的路段中，由于同学们身体强弱不一，行走快慢有差，很难集中行进，队伍断断续续拉得很长，距离拉大。行在前面的人，摆记号，插标记，或放开嗓子呼啸，让后面的入跟着走。有时在夜里摸黑走了半天，又返回原地，原来是迷路绕了圈子。大家都是信步而行，每当需要歇息或喝吃时，就点燃荒草，烤火取暖，用洗脸盆熔化冰雪喝冰凌水，吃点炒面。尽管大多人原是从沦陷区逃亡流浪出来的，也从未走过这样的荒野地带和经受如此跋涉之苦。大家只走的嘴唇干裂，嗓子嘶哑，脸耳冻肿，脚掌起泡，小便赤黄，大便难下，苦不堪言。大年三十晚上，正路过傅家湾、河拐子一带，仅有一处大店，供我们先后来到的师生依次栖息。屋里屋外，炕上地下，依墙靠壁，混睡一片。前一批起行，后一批再来栖息。
行行复行行，一直到了石咀山，才算走完了荒僻之地，进入城镇。石咀山是宁夏的重镇，濒临黄河，是水旱码头，比较繁荣。我们来到这里，一切条件就好多了。在此住了两天，稍事休整，又分批先后出发。正月初五、六，全校师生又集中于黄渠桥镇(今惠农县)，分散居住在镇内店铺和居民家里，受到老乡们的同情和怜痛，为我们包饺子，补上了一顿年饭。至此我们才算过上了有锅灶可供烧水做饭的近乎安定的生活了。在黄渠桥休息了几天，又经平罗县、姚伏堡，到了李岗堡。这里离宁夏省城较近。校方本打算借此地落脚，作为逃亡的临时学习之处，但不知何故，未被容纳，遂又返回平罗县城。经学校再度向宁夏当局请示，最后才在乎罗安营扎寨，开始了教学生活。当时马鸿逵统治的宁夏省，对外省过往停留人员，稽查甚严，无异是一独立王国，对流亡逃难之群体或个人，亦不表同情，反而多方刁难，师生们无不愤慨，但时逢寄人篱下，徒唤奈何。我们借住在平罗县北门里两处歇业的大店铺和北门的残破庙宇“野骨寺”(掩埋无主尸骨的寺庙)，作为上课的场所。老师和学生则分散住于各户居民空闲的房间，或是由居民们暂时相互合并腾出的房子。学校统一购置粮食，分发给学生，由学生自行烧火做饭。生活既艰苦又单调。每日除上课外，其他活动也只是唱歌做操。因为没有操场，就只好在城墙根下和城外野地里玩球。有时还在平罗街头搞些抗日宣传活动。在这里几个月的时间，由于环境恶劣，条件不好，同学们得了病也缺医少药，曾病死两位同学。他们是初二的女生温立勋和初一的男生刘达人。学校给弄了棺木，在“野骨寺”附近就地掩埋，师生们送葬哀掉，倍觉凄怆悲切。
当时日寇入侵河套，据说是傅作义布下口袋阵，有意让敌人深入，然后扎紧袋口彻底歼灭之。果然1940年春，取得了闻名中外的“五原战役”的胜利。是役歼敌众多、击毙日高级将领水川中将，把日寇逐出河套。学校在乎罗十分艰苦地上了三个多月的课，于1940年5月间，分水陆两路向收复后的陕坝迁返。陆路艰苦，水路险峻。陆路仍循逃亡时的路线步行；水路是在当地雇了三只大木船，从黄河顺流航行。我是坐船走水路的。船过石咀山后，经过几处险恶地段，如“头道坎”、“二道坎”、“三道坎”、“洋人摆手”、“煮人窝”、“闫王鼻子”等处。通过这些河段时，有些人便下船循河岸而行，有些仍在船上。老艄公及船夫们宁神屏息，观望河情，谨慎航行，惟恐触礁撞石或被特大漩卷翻，船上的人也都提心吊胆，怕出事故。在航行中，有时船被搁浅，船夫们就脱衣下水推船，部分男同学也下水帮助推船。行船每日都有固定的停靠点，大家便上岸埋锅造饭。经过七、八天的黄河水路，到达临河县境，再进入永济渠北行。永济渠是河套八大干渠之一，渠道宽阔，常通航运。我们在渠内航行多半天，就到了临河县西郊马道桥靠岸。然后徒步返回陕坝，同由陆路返回的师生们会合，对校舍进行了清理整修，便恢复上课。
艰辛的生活
国立绥中学生的待遇，当时规定所有沦陷区流亡出来的，都享受公费，经费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拨发。衣食用全由校方供给，还每人发给一套由部队用后退役下来的破旧被褥。河套当地的学生，一般是住中学者为自费，住简师者为公费。1942年，教育部把公费待遇改为资金，就是要求毕业后到社会工作，给国家偿还在校时所花用的款项。至于当时在校的吃穿用还是照旧，并无什么改变。
最初给学生们发的衣服，也都是部队退役下的破旧军衣，冬棉夏单，有灰色，有黄色，杂乱不一。单衣是半截裤，打绑腿。原来说的是两年一套，实际上1942年冬以前，只发过一套单衣一套棉衣。单衣穿了一季，就破烂得不能再穿，所以换季就成了问题。于是夏天就只好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当单衣穿，冬天再把棉花塞进去，又成棉袄了。就那么一套衣服，掏了絮，絮了掏，随着气候，冬夏循环反复。本来就是从部队退役下来的旧衣服，经过这样折腾，就褴褛得不行了。不过男同学也都学会了缝针线，本来孩子们在家时，这些针线活都是母亲来做的，现在则远离父母膝下，逃亡在外，便由慈母手中线变成游子手中线了。只能自行操作，破了就缝补。白线黑线，各色补钉，鹑衣百结，光怪陆离。就是对这样的衣服，人们也是爱护备至，遇有劳动，舁东西或担东西，总是光着膀子干，宁肯磨肉皮，也舍不得磨衣服。春夏秋可以不戴帽子，冬天戴的是从部队搞来的带两片耳扇的棉帽子。男女生穿着都一样，看外表除女生理着名为“扬眉土气、光明大道、后起之秀”发式的短剪发外，简直同男生分辩不出来。穿的鞋是用线麻或不能穿的破衣服撕成布条编织的，如同南方的草鞋，故当时亦名之为草鞋。学校给每个学生发够一双鞋的线麻，让自己动手编织。会编的教不会编的，虽然好坏不一，但总会自编自穿。手巧的同学还编出花样来，鞋头扎一撮麻线穗子，显得很好看。家在河套的同学，在穿着方面自无问题，但他们也爱穿草鞋。同学们夏天是赤脚穿草鞋，冬天穿自织的毛袜子。学校给每个学生发几两羊毛，自己捻成线，再用半尺来长的几截铁丝，把两头捣尖，用来挑织袜子。就这样毛袜子加草鞋御寒过冬。在秋凉以后，每当课余，大家就抓紧时间捻毛线。“拨点儿”是用木头或骨头(羊腿)做的，捻起来，许许多多的“拨点儿”转动，再加上还有编草鞋的，好似一个手工业作坊。运离爹娘的流浪学子，在那艰苦的环境里，大家除读书外，都学会了多种本领，也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1942年冬季的一天，傅作义将军到梅林庙视察学校，全校师生列队欢迎，由校长陪同，从队前缓慢通过，既是检阅也是看望，对每个学生都注目凝视，从头到脚仔细察看，有时询问。对不少平时就已脸冻红肿，手和耳朵冻得流血水结疮痂的学生，傅作义总要轻轻抚摸抚摸面庞，捏捏耳朵，拉起手看看，并眼含泪水，有时泪珠竟夺眶滚下，对学生顿生怜痛之情，流露出热切的慈祥心肠。不过那时河套地处抗日前线，到处都一样艰苦。傅作义当时穿的也是粗布军衣，头戴没配皮毛的双耳布棉帽，腰扎二指宽的皮带，脚登黑色粗布圆口便鞋，俨然一普通大兵的模样。视察之后，立即决定给每个学生做一套新棉衣，第二天即派官员带领裁缝来给学生量尺寸，然后由陕坝几家裁缝铺加工赶制，不几天便运来学校发给学生，是黑色粗布面白里内絮羊毛的棉制服。一省的父母官为一校学生解决御寒温暖的衣着，真乃雪中送炭啊!同学们皆大欢喜，感激涕零。有的同学开心地呼喊：“谢主龙恩!”因为人们没有衬衣，羊毛棉衣直接贴身穿上，还刺痒得难受，不过习惯也就无所谓了，如同虱多不觉痒一样，反正总算不致于冻了，就这套衣服，一直穿到抗日胜利之后，其间，仍然是随着气候的变化，棉变单，单变棉，以原装换季。
河套盛产糜黍、小麦、豆类等农作物，我们学校号称是吃的“官馒头”，这是享受公费待遇的代名词。实际上以米糜饭为主，经常吃的是糜米稠粥或焖饭，就点咸菜或土豆烩菜，最后泡些米汤。每十个人为一吃饭组，每组配以盛饭木桶和笸箩，碗筷发给个人保管。每天轮流由一个人值日到火房打饭。开饭时大家围成一圈蹲着吃。一周也吃几顿馒头，改善一下伙食。遇有节日还杀羊宰猪，打打牙祭，用喇嘛庙举办庙会时用的大铁锅，一锅就能煮十几只羊。有时偶尔吃顿包子，因为蒸包子供不上，边吃边等，得三、四次才能吃完一顿饭。有人曾风趣地说：“这就不是吃包子的社会嘛!”
有一年多，光景很不好，伙食极差，吃的是豌豆面做成的豆面墩墩。在当地豌豆是用作马料的，人们不吃。学校的伙夫都是从农村雇来的，用豌豆面做不出什么花色品种来，擀豆面条吧，供那么多人，很困难。只能把粗糙的豆面和起来切成方块蒸熟吃，人们叫它豆面墩墩。初吃时，觉得稀罕，还不感到难吃，时间长了，便觉苦涩，进胃后肚胀肠鸣，溢气难闻，同学们开玩笑说这是“擂鼓打屁仗”。
学生的伙食是由学生自办。学校组织有学生自治会。学生会下设有一个伙食股。由伙食股吸收每班选出的一名代表组成伙食委员会，每个学期随着学生会的改选而改选更换一次。学校总务处按月把伙食经费拨给伙委会掌握使用。采购食物，安排膳食，全由伙委会负责。每月公布一次帐目。学生会下面还设有一个劳作股。学校迁到梅林庙以后，由劳作股组织学生开垦了几亩菜地，种些蔬菜，以补充副食不足。
那时学校因陋就简，所住土房大小不一，炕上最多可．睡十几人，最少睡五、六人不等，很拥挤。教室也不够使用。于是学校决定自己兴建，除从附近农村雇用些泥工木工等外，都由学生自己动手。脱土坯和搬运土坯劳动量最大。搬运土坯时，大家舁的舁，挑的挑，在相距二里半的路途中，一趟一趟地往返搬运。还唱着学生自编的《劳动歌》：“咳哟咳哟劳动，咳哟咳哟流汗，大家都来出力，保卫大好河山……”边唱边走，以减疲累。同学们不愿磨破衣服，宁肯磨破肉皮，总是赤着脚光着膀子干。双肩压得红肿，不少人甚至压出死肉疙瘩，脚手磨起老茧。笔者至今肩上的死肉疙瘩还存在。盖起的几栋宿舍都是筒形的，每栋一连五室，只有一道门。每室一盘炕，每室窗户下筑有一个泥台，当桌子用，可供五人坐下学习。每个泥台下面有五个泥窑，供放书籍文具之用。就连占用召庙房屋做为宿舍的，也都修筑了这种供学习用的土设施。
我们的宿舍，在夏秋之季，臭虫跳蚤群起光顾，不胜其扰。冬天则受冷冻之苦。河套地区没有煤炭，不论取暖做饭，都烧柴草，即被称为河套三件宝的“红柳、哈茅儿、——草”。有时也烧牛粪。按学校规定，宿舍取暖每天只在晚上烧一次炕火。烧哈茅儿时，因为是针刺植物，同学们的手被扎得布满星星点点的血迹。由于屋大炕小，每到后半夜，炕渐渐凉了，室内温度降低，冻得受不了，人们就蜷缩在被窝里，当起“团长”来了，每年冬季大家都是在这样挨冻的情况下活着。
勤苦的学习
学校的生活环境不好，学习条件也就很差了。在冬季，教室里没炉子生火，一点取暖的火星都没有，上课时师生一块挨冻，数九寒天零下三十多度也是如此。冻得难以支持，便停顿一下讲课，由班长喊口令，大家起立原地踏步，待脚稍暖后，老师再接着讲课。
在宿舍里进行晚自习，点的是麻油灯，大屋子配备两盏灯，小屋子配备一盏，每盏灯供五入学习。麻油灯光线暗淡，再加上抗战时期课本纸质低劣，铅印字迹不太鲜明，学习起来煞费眼力。同时灯烟缕缕，满屋缭烧，非常薰人。每天起床后，同学们的鼻孔都是两个黑窟窿，吐出的痰也是黑色的，不过奇怪的是既没有人闹肺病，也没有人患近视。
整个抗战时期，上课没有课桌。从建校开始，就给每人发一个板凳，一块小木板，上课时带到教室，下课后带回宿舍。凳子约小腿高，坐下后大腿正好保持平直，小木板放在双腿上，当课卓用。抄写演算图等作业都在这块七寸宽尺余长的小木板上活动，习惯了也还得心应手，使用自如。
校方对学生的学习和作息要求比较严格。在课堂上每节课由当堂授课教师点名，班长按规定收发作业。平时作息主要由各班导师(班主任)负责。每天早晚自习在宿舍里。导师除起床后跟班早操外，早晚都要查自习。每天两个钟头晚自习后，由班长吹哨集合站队，导师点名、讲话、集体唱歌，稍事活动后即就寝。就寝后必须熄灯，导师还查寝，有时校长或训育主任也来查寝。如有夜不归宿者，即予记过以至开除。就寝后不准说话，也不许活动。那时同学们真可算是寒窗苦读，晚上总要“开夜车”学习。到了后半夜导师不查寝了，宿舍内那盏麻油灯又被点燃了，不少学生又伏案学习起来。冬天冷了，就围上被子学习。经过这样勤奋学习，同学们的功课基础比较扎实。如国文的教学，在初中期间，要求必须背会指定的150篇古文和许多诗词，其他各门功课，要求亦非常严格。所以升人大学的，也都是所在院校的优等生。
文体活动 异彩纷呈
国立绥中按当时教育部颁布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群五育并举，全面发展。文化体育活动搞得很活跃，给艰苦的读书环境，增添了欢愉的色彩。其中育运动在体育老师孔繁溥(字博泉)的培育教练下，田径、球类各项运动，搞得既普及又突出，出现了不少优秀运动员。从高年级到低年级，一班接一班，班班有选手。如乔学元、郝万源、曹万化、陈赋真、姜亦强、邱明跃、卢得义、刘汉超、李冶国、惠敏、王卿云、梁慧臣、张汉璇、苑之方、杨信、曹拱辰、闫士明、李英渊、范文华、范孝先、李吉五、马诰驯、韩燕生、范英华、马振洲、成继德、李英胜、李庆润、侯登殿、高克礼、陈敬礼、樊景星、杨家训、张国权、武土嵩、张鸿飞、贾增贵、张万光、于瑞聪、闫秉义、于瑞敏、王健生、应书舫、闫俊贤、蒋昭鑫、祁琳英……等球类和田径一大批知名的男女选手。
当时全校有两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足球场则是利用校址外沙丘环绕着的一草滩。每周各班的体育课和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除在场地有组织地进行外，一般的玩球跑跳，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可以说全校学生基本上都是运动健儿，都具有强健的体魄。体育设施和用品都很破旧简陋，损坏最快的是篮排足球，都是补钉摞补钉，一个球使用好几年。因为鞋缺，平时不少同学都是赤脚上场打球，同打补钉的球搭配起来，真是相映成趣。同学们的那双脚板是很硬实的。由于平时劳动是赤脚，打球是赤脚，赛跑练跳是赤脚，脚底磨成老茧。有些同学甚至在秋后割了庄稼的茬子地里，也可无畏缩地赛跑，真算得上是铁脚板了。在运动中，碰破皮肤出点血是常有的事。学校虽配有校医，但药品非常缺乏，有时连红药水、紫药水也没有。同学们哪个部位皮破出血，便顺手抓起细沙土敷上，血也就止住了。由于卫生知识缺乏，也不怕受感染。笔者那时打排球，在班队打的位置是二排中(当时排球打法是九人三排)，在校队是三排中，前后左右都得关照，接硬球救险球，摔跌翻滚，腿和胳膊经常皮破出血，不知多少次用沙土止血，从未发生感染。那时没什么针织背心，不论球类运动员，还是田径运动员，在对外比赛或全省运动会时，穿的都是用白粗布缝的背心，胸前缝制用黑布剪成的“绥中”字样。至于运动鞋，也极罕见，一般都是穿家做布鞋上场参赛。
学校于每年6月间校庆时举办一次全校运动会，田径、球类各类项目都有。抗战时期，省教育厅在陕坝举行过几次全省运动会，绥西各县、各学校、各机关团体、部队等统统参加。所有田径、球类各项冠军，均为绥中所囊括。当时绥西有两支篮球劲旅，一个是青年剧社，一个是中央军炮兵五十二团。绥中篮球队除平常与他们进行友谊赛外，亦在全省运动会上相逢，总是屡次为绥中所败。绥中培养训练出来的球类运动员，人数之普及，基础之坚实，确是可观的。笔者后来成为兰州大学和兰州市的排球代表队员，就是在绥中锻炼的结果。
在体育锻炼方面，学校还设有国术蓝课，配备老师教授武术。国术老师是在绥远颇有名气的托县人刘恩绶。他住过南京中央国术学校，武艺高超。三十年代曾代表绥远赴南京参加打擂(解放后任内蒙师大体育教授)。当时该项课程，除全校各班学生每周按规定上几次课外，还组织了专门的国术队。各班上课，主要是徒手拳术，如十套弹腿、长拳、小红拳、太极拳等。至于国术队则由特别爱好的同学自由参加，拥有男女队员数十人，所学则徒手、器械均有，如刀、剑、戟、棍、锤、穗子鞭、虎头钩、三截棍等应有尽有。每有节日活动，国术队是不可缺少的表演者。也在陕坝和米仓县一些场合或全省运动会上表演，博得社会各界的喝采。
军训也是一门体育范围内的课程。从建校后就规定每周几节军事训练，以增进军事常识，加强军体锻炼，提高军体素质，掌握军事技能。因为正处于抗日时期，又在抗日前线，施行军事训练，也是备战的急需。从第八战区副长官部请来军事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先后充任军事教官的，均系黄埔军校毕业从事军职的校级和尉级军官。学校迁至梅林庙后，驻校教官增至三人，其中曾有保定军官学校当年傅作义的同期同学高赓宇少将，担任主任教官。军训课主要进行术科训练，如徒手操练、持枪操练、刺杀、野外教练、射击教练等。这不仅对增强学生的军事技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也锻炼增强了体质和组织纪律性。可以说那时绥中的学生不是什么文弱学生。
在文娱活动上，当时绥中组建有歌咏队、话剧团、晋剧团、二人台等文艺团体。每逢纪念节日如：“三?二九”青年节、“七七”抗战纪念日、“双十国庆节”、“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校庆”以及新年元旦和春节等，都要举行或大或小的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中，都少不了文艺演出。文艺组织及活动，由学生自治会的文艺股主持。平时定期排练，届时演出。话剧先是请第八战区“青年剧社”的演员来校担任导演。后来就由话剧团的同学自选剧本，自导自演。话剧团演过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野玫瑰》、《维他命》、《日出》、《风雪夜归人》及古装剧《桃花扇》等。话剧演员是各年级的男女学生，计有王丕显、赵观容、李瑞雪、任汉杰、蒋昭鑫、王新民、王健生、马维华、杨蔚亭、乔瑞森、于瑞卿、沈建茎、曹利贞、罗振岐、白云霞、李友冰、崔翔凤、孙锡九、张秀娟、孟宪明、赵振秋等同学。话剧团也在社会上演出，受到各界好评。可见绥中在这方面培养锻炼出来的学生，其功底也是较为扎实的。
晋剧团是笔者负责，人们称我为“班主”。我们先后请曾在陕坝戏班里唱过黑头的戴文海和演过小生并领过戏班的苟班主来校指导排练。鼓板、胡琴、三弦、锣、钹、梆子、锁呐等全套打击、丝弦、吹奏乐器，都是学生自己操伴。鲁绍参、刘承汉拉胡琴，特别令人喝彩。生、旦、净、末、丑文武演员，都是学生自己扮演。行头(戏装)道具向陕坝戏园里租借。主要演员有：张希霖、鲁尚贤、周仁瑞、李子超、宫新才、孙金翘、李子瑞、杨蔚亭、李吉五、樊世荣、田万全等男女同学。晋剧团演过的有：《打金枝》、《空城计》、《捉放曹》、《走雪山》、《牧羊圈》、《三娘教子》、《骂闫》、《烈女传》(九件衣)、《宁武关》、《八蜡庙》等文武戏目。笔者亦兼演员，扮演净角(花脸)，参加过五、六出戏的演出，饰演《空成计》的“司马懿”，《骂闫》的“五殿闫君”，《烈女传》的“乔武举”，《宁武关》的“李闯王”等角色。在演《八蜡庙》这出全武行戏时，则请国术队的同学王广纳、王广级、陈敬礼、范英华、祁琳英、管高山、董建魁等不少武术选手参加演出。甚至国术教师刘恩绥也上了台，饰演该剧主要角色“费德功”。
二人台那时叫“打玩艺儿”，主要有史凤仪、柴如璧等同学演唱。扬琴、四胡、笛子、梆子、四块瓦等乐器，也都是同学们自己操伴。演过的剧目有：《走西口》、《打连城》、《打金钱》、《打樱桃》、《挂红灯》、《小寡妇上坟》、《尼姑思凡》、《五哥放羊》、《水刮西包头》、《打后套》、《种洋烟》等。
绥中的文艺演出，不仅活跃了全校师生的文化生活，而且也为周围老百姓提供了观赏和娱乐的机会。每逢节日演出，学校周围远近农村的人们都纷纷前来观看，妇孺老少坐车的，骑马的，像赶庙会似的。陕坝、米仓县以及学校周围的村镇，也常有邀请绥中剧团前去演出的。米仓县乔学曾县长亲自来校请学校晋剧团到县府所在地三道桥演出。演了几场，轰动了整个县城，人们都说“绥中的山西绑子唱得好”。群众还给一些主要演员赠送了艺名，如演老生的张希霖、鲁尚贤被称为“希霖红”、“鲁班红”，演花脸的周仁瑞被称为“仁瑞黑”，演青衣和小旦的宫新才、李子超被称为“新才旦”和“子超旦”等。二人台在陕坝镇郊园子渠口，群众组织的放河灯活动中的演出，名扬远近，史凤仪同学亦被呼为“风仪旦”。话剧团的演员王丕显、蒋昭鑫等同学，也得到社会上很好的评价，说他(她)们的演艺不次于专业演员。这些都表明绥中文艺演出在这一地区深远的影响。
其他文化活动还有论文竞赛，讲演竞赛，数学解题演算竞赛、辩论会、猜灯谜、地理绘图标示山川地名竞赛等。这些活动也是逢有纪念节日进行，由学生自治会的学术股主持。此外就是各班都办壁报，爱好文学的同学自行组合的小组也单独出壁报。有的班半月一期，有的一月一期。校舍墙壁上琳琅满目，各有千秋，所有这些，均显示出绥中的学习气氛十分浓厚。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师生不忍在沦陷区日寇铁蹄下，以清白之身甘作污秽之奴才，纷纷逃亡流浪出来，投奔于国立绥中这所抗日学府。学校以爱国育人为宗旨培养流亡学子。学风严谨，纪律严明，文化体育生活又很活跃。实践着德智体美群教育方针的要求。大家受着抗日爱国救亡图存的教育，同时经历着抗日前线战火的薰陶。在战时艰苦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绥中培养了一代有文化的爱国青年。
作者简介
李吉吾，男，汉族，1922年生，内蒙古土右旗人。国立兰州大学法律系毕业，民盟成员。副编审。解放前曾任绥远省革新委员会秘书兼编辑，解放后历任绥远省财委政秘书、财贸秘书、内蒙财委农牧秘书、内蒙人委工业办秘书、主席秘书室秘书、交通厅秘书，战备汽车团调度、自治区革委会联运办秘书。1982年聘为内蒙文史研究馆馆员后兼研究室主任，文史丛书编委员副主任。内蒙古政协第五届文史委员，第六届政协委员，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会员。
曾参与编写和审定《内蒙古公路交通史》，主编《文史丛书》、《文史丛刊》、全国《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内蒙古分册。曾撰有多篇专业论述调研报告及绥远地区方言辨析等论文和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