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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摇篮
——献给母校呼一中百年华诞
刘生秀
百年坎坷风雨路
一部英才拼搏史
在母校百年华诞之际，历史不会忘记一代代先达、英杰的丰功伟绩；不会忘记辛勤耕耘、做出贡献的老师。我和我的同龄人，都已年过花甲，鬓发斑白，却在心底深处珍藏着青年时代那段美好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不论在什么岗位，每当运用基础知识的时候，就会由衷地呼唤：“啊，呼一中——你永远是我心中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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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襁褓脱落在丰镇县柏宝庄乡四美庄树，而我的摇篮和学步车却陈设在归绥市庆凯桥下西河沿边。
那是1952年夏季，十五岁的我，小学毕业了。父亲不识字，却摸着我的头说：“解放了，翻身了，海阔由鱼跃，天高任鸟飞，给咱庄禾人考个最好的中学!”
小学毕业时的班主任张老师给我参谋说：“你去考绥远一中吧，校风严谨，学风扎实，那是最好的中学!我就是归中毕业的!”
于是，我带着父亲的愿望，带着班主任的嘱托，坐火车来到当时的绥远省省会归绥市。结伴同行的还有：同年应考的班礼、范绍珍、闫克恭，他们在归绥都有亲友，我跟上也胆子壮了。可是总担忧考不上归中咋办?他们又安慰我：“不怕，归中是全省首批单独招生，考不住，还可以考第二批招生的丰镇中学。”因而心里踏实多啦。
我们背着小行李卷，从火车站步行经通道街来到牛桥(庆凯桥)下。七月流火，天气燥热，都是汗流浃背。进饭馆每人吃了一大碗凉拌莜面，还有我母亲给我带的煮熟的鸡蛋，闫克恭吃得很开心，还风趣地把一只竹筷平放在桌上，紧跟在筷子的右侧摆两颗鸡蛋，端起茶碗说：“预祝我们每门课程都得100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嚯!绥远归绥一中真大啊!沿庆凯街西行，河岸北面有一处青瓦灰墙、红漆大门的院落，这是本部；再向西，过太平召前街南口，就隔十几步有一棵合抱大柳树，象卫士一样护着向南弯去的河岸。猛抬头，一棵歪脖子大柳树从青灰色的院墙中，探出绿阴如盖的树冠，仿佛向我们招手，轻风一吹，柳丝唰唰有声，似乎说：“欢迎你，来自农村的小朋友!”柳丝拂起处，露出一处双扇大门的院落。往里了望，有座北向南的、古雅的甬道门庭。门庭前两侧，各有一尊威严的青石狮子；都有雕花底座，座花的上沿与我的头顶齐高，上面才是立蹲的卷毛大狮：一只，脚踩绣球，一只，蹄抚幼狮。原来这是归中的一部。
还有归中的二部。歪脖子老柳扬着绿色胡须，好象在指点我们：从一部大门对着的双栏大木桥折东而过，河东岸顺城街路南的门墩大院便是二部。嗯，对了。二部大门的对面有一大片开阔的操场，场地上竖着好几副篮球杆；有许多放了暑假的小孩子在玩小皮球投篮。站在二部门口，隔河向北望，正是一中本部；顺大木桥向西看，便是一中一部。
从牛桥到木桥，从本部到二部，我们顺河沿走了一个卧倒的“S”型。当年的归中三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学课本上的武汉三镇来，喔唷，你说这中学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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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8日，我们在二部的初中新生招生处报了名。我的准考证号是1026号，报名已近尾声。本市的多已报完，从篮球杆上拴着的毛驴儿看，估计是附近旗县的家长，把孩子们送来报名的。我们报完名，在二部院里转了一圈。二部的院落很大，由东、中、西、南四五个小院组合而成；各小院差不多都有正庭、南房、东西厢房，小石子或青砖铺成的甬道，把各院连接起来，显得曲哩拐弯，但错落有致。
各院都是砖瓦房，房檐下都有用石条铺砌的台阶，有一两层的，有三四层的不等。窗户，有的是古典式，有的是改装成“洋式”的，但都按装了玻璃。瓦楞、砖墙，无论长短高低，都是青灰色调，花草很少，没有绿树，空旷而古怪。 。
透过窗户上的玻璃，往各庭房间里瞧，有些摆着办公桌椅，有些放着学生课桌，有些是通头木板床铺。不是这些摆设的话，人们会以为闯进了商行大院，或误人了地主豪宅。
因为正是暑假期间，除报名处、传达室有些老师在忙碌外，二部大院很少见人。走出二部校门，看见有几位送孩子来报名的农民伯伯，蹲在校墙外的背阴处，正啃食金灿灿的新鲜玉米棒子——他们带的干粮。他们看着籽粒饱满的玉米，正在议论什么。是初级合作社获得了丰收，还是翻身农民盼望子女金榜题名?
他们的孩子哪去了?噢，在那边。有三个男孩站在木桥头，在望那排参天的柳树；有两个女孩在河沿下边，撩拨着潺潺流水，惊得一群白鸭嘎嘎乱叫，拍着湿漉漉的翅膀，向本部那边的河岸跑去。
我们几个也跨过二部门前的马路、越过路边的操场，下河沿踏着凸出流水的几块青石板，上了北岸。
我们又进本部大院，一部大院转了几圈。它们的建筑格调和二部的几个小院相仿，只是比二部大院整齐。都是以门庭廊道为中轴线，左右庭厢对称，前后院落呼应，有层层瓦脊比肩，深深大宅几许的感觉。加上绿树掩映，洞门对开，更觉古朴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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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好奇心大。考试前夕，我无心临阵磨枪，脑袋瓜里却转游着许多问题：比如，这条“S”形的河，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流来，又流到哪里去了?牛桥，为什么叫庆凯桥?是庆贺什么人凯旋归来?本部、一部、二部这几处古院，曾经住过什么人?为什么建成了中学校?
不知是爱上了这所中学，还是想人非非，还曾想：如果考上了，我怎么在这里好好学习；如果考不住，那也得向传达室的老头、河沿边拉骆驼的老人、牛桥下开饭馆的掌柜，把转游在脑海里的问题弄明白；明白了，也不白来一回。回到故乡，也可以向乡亲们叙说叙说，也许会取得父母的同情和谅解，并鼓励我来年再考，直至考上为止……
七月十日正式考试，十八日将张榜公布，八月初就要开学!
张榜那天，西顺城街突然人流爆涨，从鼓楼到一部木桥，真是人山人海。撑花伞的，摇扇子的，罩羊肚手巾的，穿背心赤肩膊的，七月天本来就够热，加上人挤，个个汗流满面。
二部门前，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都翘首望着校墙上贴着的一长溜大红榜。已经被录取的初中新生的考号、姓名、编班，密密麻麻写满在上百张的大红纸上。让人看得心急火燎，眼花缭乱。
有的家长找不到孩子的名字；有的孩子找到姓名了，但考号不对，那是重名重姓。有笑呵呵的，有流眼泪的，有团团转的，有眼睛看准了，心里疑惑的，又反复重看……
我同乡来的范绍珍、班礼个头较高，早从大人们的胳肢窝下钻进了最前层，顺着校墙根儿，在大红纸前面来回走了一遍，脑袋瓜儿象水鸡儿似的，又从人墙的夹缝里挤出来了。找到我和闫克恭，喘着粗气说：“我俩上榜了，还有闫克恭，就是找不见你的名字!”说得那样诚实，认真!
我的心凉了，自觉得脸煞白，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不住往下流!闫克恭安慰我说：“别急，待一会儿，看榜的人松散了，咱俩再去看看!”班礼和范绍珍也说，过一会儿咱们都去看，还可以到招生办公室去查。
过了一会儿，看榜的人更多了!市郊、周边旗县的人都来了：骑毛驴的、赶马车的、步行的，把二部的操场也挤满了，还有溢出来被挤到河沿下的。看阳婆，已是晌午啦，阳光象箭一样，直往人们的肉皮里穿，脸蛋、膊头都铮铮的疼，脚板底也烫得慌。我的心更慌!
整个河沿两岸，象举办庙会似的，树阴下、草坪上，尽是叫卖小吃喝的。
“汽水儿，冰棍儿——”胯上背着木箱的人，吆喝着在人群里穿梭；
“凉糕，粽子——”头顶小白帽、扬着脖梗子长声叫卖的回民老人；
“凉粉——白焙子——”这是回民大嫂的脆亮嗓音；
“甜窝窝——甜窝窝——”一位瘦老头子佝偻着腰，身后背一只立式木桶，背带上缠着白毛巾，不时地拽出一角，擦抹着脸上的汗珠!
“糖焙子——三分一个五分两!”五十年代初，在归绥市用人民币三分钱，也可买到一个碗口大、一掌厚的糖(咸)焙子；如果掏五分钱即可买到两个!听到这诱人口水的叫卖声，我下意识地摸摸母亲给我缝在汗衫里下角的“钱袋”，已经瘪了!仅够返程的火车费。刚刚解放三年的中国农民，说是翻身了，主要指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和欺压了，离随手花钱的奢望还很远。
我正在愁眉不展，象晒蔫了的苦瓜，靠在操场里的篮杆边上。同来的伙伴在哄顺和安慰着我。
突然，范绍珍的姨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赤红的脸庞，流着汗，喜噗噗地说：“孩子们回家吃油炸糕，祝贺你们都上了红榜!”
我耷拉着脑袋说：“榜上没有我的名字。”
“有呀，他们三个在四十七班，你在四十六班，1026号，刘生秀，对吧?还是这个班的榜首第一名呢!”姨夫用手中的鞭杆子比划着说。
范绍珍分辩：“我俩来回看了好几遍都没发现!”姨夫解释：“是的，起初我也没找见，后来用鞭杆尖儿挑起四十六班那张红纸的右上角，才看清的。原来是太阳晒得浆糊干渣了，热风一吹，折下一个小角，把他的名字给遮住了。”
这工夫，看榜的人群已经疏散开了。我们四个手搭着肩膊，直奔四十六班那张红纸，果然如姨夫所说。又看了看四十七班那张红纸，他们的名字和编号也在50来个名字中找到了。
忽塔一下，我的心掉在肚里了!毕竟是年幼的孩子，现在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还是发笑!
当下，我兴奋地抬起头，仰面对着火辣辣的太阳笑，侧头对着二部传达室门口的老汉笑，向木桥两边粗实的栏杆点头，向一部校园外的每一棵老柳树致意，侧身向河床里的哗哗流水道谢]……我挺直小胸脯，俨然象凯旋而归的小“将军”!
我们跟在姨夫的身后；我们的身后，还有一叠连声的叫卖声：
“虎皮脆的头茬香瓜!一块钱一担——”
“萨县瓜，火车拉，一说不红就割开啦!”
卖香瓜和西瓜的人们不断向姨夫打招呼：“看你喜的，娃们都上榜啦!?来来来，抱一颗满堂红的大西瓜!”
姨夫连连点头答应，蹲下来，把鞭杆靠在腿跟前，用中指弹弹西瓜皮，挑了一颗大个儿的，抱在怀里；卖瓜的赶紧用抹布把这颗西瓜给擦抹得油光锃亮。交钱、提鞭、抱瓜，一转弯到了姨夫的家——太平召前街座西向东的圆穹儿大门院。胶轮车停在门洞里，骡、马的嘴头套着帆布料兜兜，一晃一晃地吃着兜袋里的料食。这一阵我才知道范绍珍姨夫是拉运货物跑后山的。
姨姨早把凉粉拌在盘里，正在灶台边炸糕，竹门帘挑着、上纱窗支着，油香味溢出满院!
这是一处大杂院，住着跑运输的、拉骆驼的、拉排子车的、蹬三轮的、摆小摊的。其中，有几位老人，都是晚清时候留过辫子的，能讲出许多亲身经历的故事：西河沿的来龙去脉、庆凯街的兴衰变迁、归绥中学堂的成立与停办、道台衙门的先达及贡献、大商号“天义德”和河滨花园；还有昭君坟、落凤街、公主府、望月楼、七大台八小召七十二个miamian召的传说，等等。
这些故事和传说，我整整听了六年，当然都是在我的周日和课余时间；老人们的茶余饭后，或对弈空隙讲的。从汉元帝到康熙大帝，从辛亥革命到“七?七”事变，从“八?一五”日本军国主义投隆到“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闪电雷声，西河沿两岸都有反光和折射，流淌的河水都有回音或和唱。
抚今追昔，归中三部是我的知识摇篮，而那大杂院曾是活的课堂。永远忘不了姨夫抱回的红西瓜，和姨姨做的油炸糕，那是我步入青年时代，参加“接力赛”的助跑器和穿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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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1日，初中新生正式报名入学。我们那一届，共招了十三个班，六百多名学生。40班至43班，全是女生；44班到49班都为男生。这十三个班的学生，象活蹦乱跳的小鲤鱼似的，都被放进二部这个大“水池”里；二、三年级在一部；高中各级都在本部。
“迎新晚会”是在一部大院——露天小“广场”开的。学生们都带自己的板凳，列队按班级进入会场。一个班纵深一行，从东厢房檐底排到西厢房窗下，黑压压坐下一院，足有两千多人。
在这个会上，我们知道了：校长冀丕扬、教导主任韩纪增、总务主任寿培舜；团委书记张经，还有胡志善、佟正荣；学生会主席是高中六班的王玉祥……想当年，农村的孩子能在省城的最高学府，受到隆重的迎接，真是莫大的荣耀，好比如今的青年考入清华、北大那样自豪。在归绥，当时没有一所大学，除一中外，仅有二中(原奋斗中学)、回民中学(原恒清中学)、土默特中学，还有公主府师范、大台农校，真是屈指可数。
一中的规模最大，教师的阵容最强。除前面说的校领导外，再看各教研组的组长：体育组苗时雨、美术组卢滨、音乐组李聘卿；物理组贾英、化学组徐化民、数学组李守仁、白一光、白一禹；语文组曾凡礼、外语组冯士潜、许德隆、历史组的贾文秉、地理组的贾秉温……绝大多数是北京名牌大学生，或从教多年的老前辈，有的还是留洋生；有的亲身参加过1919年“五四”运动，有的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
古人说得好：“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中的源头活水从哪里流来，还需从晚清的光绪年间说起。”这是大杂院里一位名叫王桐纲的老先生说的。王先生瘦高个儿，蓄着山羊胡子，好象是一位行医的郎中。
他听一些念书人说，光绪十一年(1885年)，庆凯街北侧有一处大庆昌的商号，因为不景气歇业了。有一位山西崞县的举人叫申际昌，在大庆昌旧址成立了“古丰书院”，并任书院院长。念书的学生不多，尽是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留小辫的绅士财主的孩子。工农子弟根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政府开始“废科举，兴学堂”，归绥道台(官名，相当于县长)下令，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把“古丰书院”改名为归绥中学堂，并附设归绥高等小学堂，于是成了归绥道及后来的绥远省最高学府，这就是一中本部的来历。到2003年9月，就整整一百周年了!
一百多年前，归绥道的道台名叫胡孚宸，很关心归绥中学堂，常坐上轿子从道台衙门来一箭之隔的高等学府训示、督察，针对当朝有些崇洋媚外的官吏，还亲笔书写一副对联刻在学府二进堂的露明柱上，作校训：
上联：愿多士勿忘国粹
下联：虽边地岂乏人才
……宣统三年(1911年)，北京溥义皇帝逊位，归绥道台衙门也倒台。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年间，道台衙门大院也变成归绥中学堂的校园，1929年(民国十八年)正式定名为“绥远省立第一中学校”，包括本部在内，这就是一部的来历。有那对青石狮子和歪脖子老树作证。
讲起二部的来历，那大杂院里有另一位老人(记不起姓名了，只知道是做小买卖的)是亲眼所见的：
从晚清到民国午间，归绥城内有三大商号，即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这天义德就设在西河沿南岸、西顺城街西口，隔木桥与道台衙门咫尺相对。这位老人曾是天义德商号的小伙计，专管商号门前河滨花园的种植剪修营生。
那花园是庆凯桥西侧、大木桥东侧的一大美景。一排长弧形的嫩柳，垂拂在河沿南岸，园中有石垒假山一座；假山四周有一圈尺数深的水池，池底池帮都用草坯砌成，用暗涵管道把河沿的流水引进，还能从假山边座上的石雕青娃的嘴里喷出；似假山为中心，依次是各种造型的花池和花坛，有园形的、菱形的、贯圈形的，招财进宝钱币形的中国结形的等等，东南西北排得满园；串串红、金盏盏、老来红、罂粟花、海娜、秋菊、四季海棠、牵牛爬山、倒挂金钟……香溢两岸，彩蝶纷飞、蜜蜂起舞、游人不绝。花丛中，间或有石桌对弈、小憩条椅，正对天义德大门、沿西顺城大路北侧一线，是一排绿漆栅栏……
可惜好景不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八年，绥远遭年限。大旱三年农牧业遭灾，商业随之萧条，天义德倒塌，小伙计们四散，河滨花园也变成一片沙滩。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天义德的后人，把房产变卖给私立正风中学做了校园。由当年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郭并卿任董事长兼校长。这，又是二部的来历；二部的体育操场正是当年的河滨花园……。
我在追溯一中本部、一部、二部来历的同时，也在探寻着两河沿的来龙去脉。这个问题是由地理教师贾秉温先生给解答的。
贾老师身材不高，不胖也不瘦，给学生们一种展游活水的感觉。匀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银丝眼镜，标准的归绥话，慢条斯理、幽默风趣。他的第一堂地理课，不是课本教材，而是自编的“乡土教材”： 西河沿是佳达亥河中游的一段!
噢，“佳达亥”，是蒙古语，汉语意为：河床宽阔，河流细小而疏散。
佳达亥河发源于大青山南麓的哈拉沁沟和红山口。冬春清水长流，夏秋山洪滚滚。流过山根的冲积扇，再往南流经公主府村，汇积了村边的多眼潜流涌泉，流量开始增大。折向西南，经天主教堂和监狱的墙下，拐弯向正西流来——这一段才叫西河沿。
流到一中一部门前，与什拉门更河汇合，径直向南流去，经南茶坊、西菜园，再往南注入小黑河；由小黑河并人大黑河，再由大黑河经托克托县归人黄河!
呵，西河沿的水流人母亲河!
母亲河的这条有限的支流，千百年来，却养育繁衍了无数的各族儿女。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丰洲滩，不正是在这一带吗?为康熙大帝西征葛尔丹胜利归来而建的庆凯桥，不也是建在这条河上吗?望月楼下，真主阿拉的虔诚教民，不也在这河沿的两岸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吗?牛街、草市街的山西老乡，“三年一算账，五年一回家”，不也是在这河岸上发了财的吗?是的，大盛魁、元盛德开往大库伦的沙漠之舟，正是从佳达亥河启航的；天义德从漠北、天山归来的驼玲，也是与西河沿的流水和唱的……
贾秉温老师还讲到，有了繁荣的经济，才会有畅盛的政治文化。
对呀，归化城的首脑机关——道台衙门就建在西河沿边；衙署监狱也建在这条河岸；就连康熙皇帝的六女儿——恪靖公主，要从北京嫁往蒙古做土谢图汗妻子的时候，路经归化城，也选的是佳达亥河上游——清泉喷涌的攸攸板岸畔，修建了公主府；道光年间担任绥远(新城)兵备道道台的惠徵王爷，带着他那十五岁爱女——惠娘娘，住在落凤街。惠娘娘的秉性就不安分守已，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串遍了，来绥远城抬头是兵、低头是将，弊不住闷得慌时，就常坐小轿来旧城观赏佳达亥河两岸的风光。一日拂晓，她的父亲带兵操练，她自己却来到了庆凯桥上，凭着石雕桥栏，耳听桥下淙淙的水声，目眺道台衙门柳梢头的晓日，活脱脱地绘出一幅美人消夏图。这塞外的“石桥晓月”真不亚于京郊的“卢沟晓月”。
讲到这里，贾秉温老师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问同学们：“你知道这惠娘娘是何许人也?教室里静了片刻，然后贾老师诙谐地自答：“正是那后来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
怪不得“丰书院”、“正风中学”这文化教育园地也都成立在这庆凯桥边了!
噢，佳达亥河，真是地块风水宝地哟!
地灵人也杰，归绥中学有她光荣的革命传统。
辛亥革命后，归绥中学的校长王定圻，因鼓动宣传反袁斗争，而被捕慷慨就义!
在1919年"五?四”运动及以后的“五?七”国耻纪念日活动中，是归绥中学的学生领导李裕智(归中第十一班学生，学生会委员，蒙古族。归中毕业后的1923年，他与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一起考入北京蒙藏学校，经李大钊、邓中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同学们抗着“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横幅，越过西河沿，跨过庆凯桥，浩浩荡荡到鼓楼大北街，举行了示威游行!塞上古城的呐喊声，与北京天安门的口号声遥相呼应。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我国东北，有着进步思想传统的归绥一中学生，满腔怒火，义愤填膺，举行罢课。一中学生罢课的“头儿”苏谦益等被开除。他含愤离开一中学校，到省立三小当教员，并秘密到各中小学联络进步师生，组织起马列主义“读书会”，后又成立“绥远省反帝大同盟”，在归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卢沟桥事变以后，太平召前院的地下组织，装扮成“喇嘛”，把归中的有志青年，秘密送上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道路!
紧接着，1937年秋天，佳达亥河在呜咽，钟鼓楼在哭泣，带血腥味的膏药旗插在了衙门府上。
有骨气的中国人不办奴化教育。教师们震怒离开中学；学生们愤然离开课桌。于是，归绥中学变成了铁蹄下的日军医院，正风中学也成了蒙奸李守信的司令部……
“风在号，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的小支流佳达亥河，也在怒号，也在咆哮！
1938年秋，李井泉带着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带领八路军部队，从山西出发，越过蛮汉山，跨过大黑河，来到大青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归绥青年心头的一盏明灯，许多学生没有随着国民党败军往河套撤退，而是跟着杨植霖从佳达亥河畔上大青山，进了万家沟、井儿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39年夏季，大青山蜈蚣坝伏击战，给了日伪军当头一棒；新参加游击队的归绥青年高兴得心花怒放! ’
……战斗着——坚持着；坚持着——战斗着。整整八年啊，1945年8月15日寇放下“膏药”旗无条件投降了!
……“青天白日”的旗子虽然回来了，但带来的是内战和饥饿；归绥中学虽然恢复招生，但给学生们带来了新的阴影和不安!佳达亥河两岸依然是一片萧条，和充满着恐慌!
……直到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佳达亥河才获得新生；归绥中学、正风中学才回到人民手中；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庆凯桥畔，李井泉、姚喆、杨植林、苏谦益，率领人民子弟兵回来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的凯旋!
……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清新的歌，随着佳达亥河欢快的流水声飘向远方，也荡满了归中的校园。
“共产党要为人民办好教育事业。”这铿镪有力的话语，是历史性的界碑。市长阮慕韩来了，教育厅长秦丰川来了，文化厅长张淑良来了，他们都这么说。
他们为绥远归绥一中派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冀丕扬。
绥远归绥一中本部、一部、二部的初高中新生，要向全省各地首批招考。
……历史的翻转片出现了倒影。梳小辫，穿马褂的阔少爷，永远消失了；留分头抹亮油的纨绔子弟不复存在了；而翻身农民，做主的工人、普通市民的孩子们登上了大雅之堂!
工农子弟登上大雅之堂，这一步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从1885年的古丰书院，到1903年的归绥中学堂，再到1949年归绥第一中学，真是曲曲折折、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历届志士仁人，凄凄苦苦、悲悲壮壮、拼拼搏搏，也培养出许多英才。历史告诉人们，这里是走向成功的摇篮!
青山绿水育明珠
峥嵘岁月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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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好比大山，把怀中无尽的知识宝藏无私地奉献给学生。
我从1952年秋季考入绥远归绥一中，被编人初中46班，到55年夏季，又以较好的成绩顺利考上一中高20班。在大青山下、佳达亥河畔整整学习、生活了六年。
期间1945年，国务院撤销绥远省，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确定呼和浩特为首府。至此，“归绥”这个具有民族歧视封建统治意义的名称，才恢复了她本来的名称。
“呼和浩特一中”，白底红字的、亮晶晶的校徽，别在了每位师生的胸前。这是青年时出入校门的标志，也是壮年时回忆当年的荣耀，更是晚年时珍藏美好感情的纪念晶!
抚摸着这枚小小的校徽，就能触摸到镌刻在上面的座座大山。
46班，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周世杰，清瘦的面庞，稀疏的头发总是拢得那么整洁，皱纹锁在眉问，双眼皮已经塌陷而变小，略带雍肩，看后影儿，还能透出年轻时潇洒的俊气。伸出手来和你握手，感到他的手总是发烫而绵软；和你谈话，亲切而文雅，带着浓重的唐山韵味，他还常把右手捺在腹部的肝区。
不知为什么，这么瘦弱的身体，他老是单身住在二部东小院正房的办公室里，正好与我们46班大南庭的教室相对。晚上他睡得很迟，灯亮着，那是给我们备课——中国历史，讲课特别小心翼翼，较少有补充材料，和课本原文差不多；早晨他又起得特别早，起床电铃一响，他就出现在我们西大院的宿舍窗前，督促我们迅速洗漱，然后站队集合。
晨光微露，我们46班总是集全得最早最快。在等待其它班集合齐的片刻，周老师又总是领头让我们唱歌，唱的次数最多的歌是《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周老师点着头，用柔弱的双手为我们打拍子。每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又发现他是那么有力高吭!
全初一10个班都集合齐了，依次出二部校门，沿顺城街碎步小跑，“嗵嗵嗵……”震颤着河边的柳树。周老师总是目送我们跑出校门，然后站在门墩前，又目迎着我们跑回来……。
日复一日，他总是与我们朝夕相伴。有人在议论他什么?我听不懂也不愿意听。只知道他那挚着的敬业精神，未因年老体弱而衰竭，至今还记忆犹新!
与周老师在一个屋里办公的是于志乾老师，他是我们班的第一任语文教师。记忆最深的是那箍在前额的“健脑器”：好象是铝合金制成的，有5公分那么宽，围头部半圈这么长，上面是凸凹不平的、黄豆粒大小的方块块儿，沿半圆圈整齐地排成五行。据说这玩艺儿能散去头上的热气，使之冷静而清凉。每当于老师扎起健脑器，用蘸红墨汁的毛笔，给我们班批改那一大摞作文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头痛病又犯啦!瘦高的个子，累了就扶着椅背在原地活动活动，然后又坐下来精心批改。那年间，学校有时候停电，他也点燃一支腊烛继续批改，还常常单兵教练，面批面改。叫我的次数较多，不是因为我写得差，似乎是要从我的字里行间锄耧出什么?
有一次，于老师讲了他在《绥远日报》当记者、编辑的时候，因为印错了一个字把整篇稿子的意思就翻了个儿，出了天大的笑话。他讲得无意，我却听得有心，萌发了长大想当记者的念头。在一次面批作文的时候，我把这个念头告诉了于老师，他说：“有理想可以，但不能偏科，当记者必须有全面的知识，甚至是丰厚的学识，特别要懂马列主义。”我偏科的苗头被他捉住了!
尽管这样，他还是经常鼓励我：要多观察生活，特别是工农大众的生活；要深人群众，发现写作题材。有时候，我把小小的习作拿给他看，他也不惜时间地为我指点修改，还鼓励我不妨寄给报社试试!
试了几篇，都是石沉大海。
后来，我按于老师的教导去做：平时多观察留意学校的新鲜事物；寒暑假回乡参加劳动，体验合作化初期农民的生活；星期日挤时间到太平街大杂院，听老人们讲西河沿的故事。
于老师的教导很灵，观察、体验、思考描述，要比坐在那里空想好得多!作文及课余习作大有进步。
在初中三个学年中，寄出去的习作，有九篇还是发表了。如：《开展课外研究小组活动》，写的是呼一中学生课外活动的新鲜事，登在《内蒙古日报》上；诗作《我村五里好风光》、《喜讯到了家》，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新气象，被《内蒙古青年报》采用；《毛主席派来的火龙》，反映集二线通车的事，被《中学生》杂志社刊用。特别是新人新事《输血》这一篇，一经《内蒙古日报》刊登轰动了全校!
《输血》写的是初中42班女学生赵秀珍，因病失血过多，危在旦夕，二部各班男女同学闻讯后，主动到市医院献血的情景，特别是“O型”血秋风兰被医生选中后的激动场景，非常感人!这篇报道还惊动了团市委的领导，派专人来一中给赵秀兰、秋风兰赠送了慰问品。
那年，瘦小的我也是闻讯随教导员李伟老师去献血的人。事后，李老师说：“你的血是‘A型’没采用，可是给咱当一回战地‘记者’吧，写篇稿子送内蒙报!”不久，《输血》被登出来了。
1955年5月1日，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八周年的喜庆日，全市各族人民要在人民公园举行盛大的联欢会。呼一中团委张经、胡志善等领导组织各班学生出文艺节目。我从这个信息中分析：能不能写一篇报道?于是破了个大胆，自个就跑到新城的内蒙古日报社，政文部的郝继光编辑接待了我。他抓起桌上的眼镜戴上，打量了我一番说：“哦，你是《输血》的作者?还想写一篇你们一中筹备庆祝活动的报道?这样吧，”他的语气很肯定，“写你们一个学校面太小，写个大场面吧，我们的记者在主席中采访，你或你再找几年同学做帮手，到会场的群众中去采访，写一篇《欢乐的五?一之夜》成吗?”我高兴极了，也肯定地回答：“成！”又一口气跑回旧城一中来。
“五?一”那天晚上，我和我们“朝艺”编辑部的几位同学：薛安礼、田世富、周恩广、贾勋等，早早到了人民公园，分别到各活动片儿采访，回来已经是深夜，又在“朝艺”编辑部碰头，把各自采访的见闻感受每人写一段儿，由我挚笔串起来《欢乐的五?一之夜》。
第二天打早，我向老师请了假，按预约时间跑到《内蒙古日报》的郝继光面前。他细阅了我们集体采写的稿子，只改动了几个字，一拍桌子说：“整版的庆祝报道，就等配发你这们这一篇。定了，现在下稿，明早见报!”5月3日，在二版的上部果然登出来了《欢乐的五?一之夜》!
在初中阶段，能有几篇“豆腐块儿”见诸报端，都因为我的背后有好几座大山：初二的语文老师是善于朗诵诗词的、普通话极标准的王钰老师，初三是用词严谨、逻辑性极强的张树诚老师。这几个老师各有长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书籍能堆成一座座山，他们的身影都立在山巅!
其实，初中时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不只我一个，还有好多好多。例如，43班的宋润梅，她写好的散文《我的教室》。刊登在《内蒙古文艺》上。她们班的语文老师是儿童文学作家宋萧平，后来调入内蒙师院中文系任教，现在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还有初中51班的张志良，把诗作《沙漠里奇妙的故事》发表在《中学生》杂志，由中国著名诗人冯至先生为这首诗作了评介，曾选进小学课本。同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编出版了《我们的生活》一书，把张志良的《沙漠里奇妙的故事》和我写的《毛主席派来的火龙》都收编了进去，还译成英文版《Our Life》，远销到英国等欧美国家。
今天，提及这“豆腐块儿”的事，意义不在它本身，主要是想展示当年那一座座大山。当然，虽是摇篮里的依呀“儿歌”，但总归是母亲的荣光!
2
数理化、音体美老师都是强将：有侯振华父子数学能手，有白一光兄弟数学行家，有独挡一面的李守仁解难题专家；有张润芝妇夫体育高手，有卢体仁父子美术世家。
李守仁老师留给学生的记忆最深：上课不拿教案，演几何题不用圆规，进教室只拿几根粉笔。不是懒散，而是熟教如流，精确无误。就拿在黑板上画“圆”来说，肩肘就是他的园心，臂膊就是他的半径，手指轻捏一根粉笔，“嚓儿——”一划，一个圆圈就出现在黑板上，“啪——”一点，恰好点在圆心。要画多大就多大，欲画多小就多小。有几位学生在李老师下课走出教室后，曾用木圆规复核过，与他手画的圆误差很小。这娴熟的教艺，是他勤学苦练的结果。
李守仁教学生不拘一格，不讲形式，谁有解不开的难题，在半路，在操场，只要一问他就马上蹲下来，用一棍儿树枝或一粒石子，就地给你演算解答起来，直到学懂弄通为止。
你听吧，“假如……”把“如”发成近似“吁”的音，略带脑腔共鸣，高八度的语调，肯定是李守仁老师在数学课外活动小组讲课。围坐在他周围的学生有各个班级的，如侯竹筠、刘生来、戴静宜、张亨、傅荣、霍正夫、张振华、张书绅、刘会融、冯光耀、班礼……一群数学爱好者。
后来才知道，当年的这些小孩子，长大成人以后，都是北京、呼市、通辽等地数学界、理工界的出众人才或权威人士。
是啊，强将手下无弱兵，真言实语。
贾英、徐化民、张玉堂等理化教师，也送出去一批又一批的高才生。王玉祥，刘琦等一批留苏、留德学子，就是出在他们的手下。五十年代初，呼一中每年都有培养留苏预备生的任务，预备生的各门功课都要优秀，特别是外语更要出众。
说到外语，当然不会忘记我们的冯士潜老师和许德隆老师，一位精瘦，头发花白，操东北口音；一位胖矮、谢顶发稀，带土默特腔调。冯老师注重训练学生的口语、听力、阅读基本功，教初中班；许老师善长语法知识的灌输，对字词句的变格修辞抠得特别严细，教高中班。他们各有特长，配合默契。
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能把外语学好的同学真不少，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是初中46班(高中在21班)的吕聪敏。58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录取。从南开毕业后，被国家外交部选去，曾一度给李先念主席当翻译，后派往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任二秘，再后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参赞。回国后，先后在国务院办公厅、人大常委会工作多年。每当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各国，或迎接外国来华贵宾时，我总是引以自豪，常对孩子们说：“快看那位戴眼镜，胖胖的人，是我们呼一中的毕业生!”并在心底深处呼唤一声：“一中——摇篮!”
然而，我的孙子问：他有什么门路呀，能到国务院工作?”我嘿嘿一笑，说：“他是毕克齐镇青山大队农民的儿子，哪有你说的门路!要说有，还真有。你听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
3
呼一中的音体美，可以概括为“课堂教学正规，课外活动活跃”。
我们的音乐老师李聘卿，额头已经有了深深的皱纹，那是太阳和月亮为他编就的“五线谱”。年轻时他曾是出色的乐队指挥，年老了依然是声音宏亮而激越。
“二呀么二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这是他自编音乐课教材的头一首歌。他一会儿脚踏风琴领唱，一会儿又挥起明亮的指挥棍儿，让大家齐唱。他总是侧着脸，把耳朵给向学生，听到哪个角落唱错了，立即停唱纠正。郭尚斌唱得音调不准，常被李老师“请”出来单兵教练一番；徐书信、孙国庆吐字真切，唱腔优美，也站出来给大家示唱。
神情专注而富有童心的李老师，当大家唱到他满意的时候，那额头上的“五线谱”也会舒展开来，满脸笑成一朵花。
音乐课外活动小组，项目丰富多彩，以器乐为主，声乐为辅。乐器有大小提琴20多把，长号、小号、黑管儿、萨克斯10多把，大小鼓，大小钹等打击乐器也不少。三、四十个人组成一支乐队，也够威武雄壮的!
操持乐器的大部分是高中生，初中的小孩子不多。年龄最小的一个是李龙，他爱吹小号，胖乎乎的圆脸，两腮一鼓，红胀着像个大苹果。配上胸前的红领巾、白衬衫，特别可爱!
每逢重大节日或周末，团委的学生会都要组织文艺晚会。器乐组当然要参加，演唱者都是初高中学生。一只“麦克风”，两个大喇叭，一块幕布，两盏大灯泡。露天舞台，心宽晚会：
“山丹丹那个开花哟——红艳艳……”这是高年级大姐姐梁桂林的美声唱法，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
“哎哟妈妈，不要拉住我的新衣……”这是大个子徐书信在唱苏联歌曲，男高音令人惊叹不已；
“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是小姑娘张淑清演唱的电影歌曲，引起全场的共鸣，都唱起来了；连校墙外的西河沿的流水，也发生了共震，哗哗哗唱个不止!
接下来是祝桐君的扇子舞，长裙旋转，飘然如仙，看得人们目瞪口呆!
威武雄壮的马刀舞、轻柔飘逸的盅碗舞……一个接一个，直到深夜……。
夜晚的联欢会令人心旷神怡，春季的运动会更让人兴高采烈。
总指挥苗时雨，穿一身白色裁判长新衣，裤缝笔直，风纪扣严实，白球鞋白凉帽，颈项间系一只从国外带回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牛角质口哨，风度不减当年!
后沙滩，全校的大体育场。记忆最深的镜头：
观礼台上，坐满了全校三部的领导、老教师。
随着《骑兵进行曲》的鸣奏，仪仗队、鼓乐队、彩旗队、运动员队……通过了主席台。
冀丕扬和苗时雨，不仅仅在检阅队伍，而且也在检阅他们自己——自己辛勤耕耘后的收获!
团体操，最能表现校风，也最能体现团结向上的精神。一千多号人的“达标”广播体操，象一个人在做一样：横看成行，竖看成行，方阵的对角线成行，各条长短斜线成行……
起跑线鸣枪后，姜瑞珍、曹菊清的女子短跑，打破了一中校史上的纪录；终点线冲刺带迎过来女子长跑运动员冯新维，她的记录突破了全市运动会的好成绩；最激动人心的是男子四千米长跑，要绕大操场的圆形跑道跑四圈半，20多名运动员，你追我赶，进进退退，数徐尚理跑得稳当，一直在前三名里上上下下。
最后半圈了!徐尚理爆发出冲力，象离弦的箭一样，射向终点线，全场观众为他鼓掌喝采。总裁判长苗时雨紧握着厚掌上的跑表，“咔嚓”一声，历史记录定格了：打破了全省学生运动会的记录!
苗老师那宽阔的紫棠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的掌心紧握的不是跑表，而是徐尚理这颗掌上明珠!
另一颗明珠是冯新维。她和徐尚理、市里的长跑健将依套特格等，多次参加过全国学生运动会。后来，冯新维考入了内蒙古师院体育系，在六十年代初，她代表内蒙古青年出席过全国学联会议，光荣地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两袖清风的教师，耕耘锄耧一辈子，没有过分的要求和索取，没有无底的贪婪和自私，只有一个心愿：能摸捞几颗“明珠”，再把这璀灿夺目的“明珠”奉献给伟大的祖国母亲!
这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德!
呼一中的美术教师有好几位，记忆最深的是卢滨老师。他平易近人，诚恳忠厚，说话不多，但精辟实在，对我们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平素，卢老师爱穿西服，领带扎得整齐；春秋喜欢外套一件黑色尼子大衣，腰身总是展板板儿的；留着大背头，梳拢得明光油亮，严谨而富有亲切感。听说他也是丰镇人，因有乡土情缘，我更敬仰这位先辈。
他给我们讲素描课，提满满一大竹篮鲜露欲滴的大红苹果，往讲桌上一放，讲观察角度、明暗虚实、线条阴影等描画原理和技巧，然后度步课桌行间，细心指点学生画页上的毛病和缺点……
他还言简意骇地讲些艺术人生的哲理，记得最真切的一句是：“人品应与画艺比肩。”我们当时理解不深，但长大以后工作了，才咀嚼出德、艺关系的道理来，这一句铭言，够让学生使用一辈子!
他的《清真寺望月楼》、《回族老人的鸟笼》等油画作品，至今难以忘怀。画中的人物姿势与神情，明暗虚实，刚柔藏露，都处于怡然的动态之中；他的画和他的为人一样，朴素、内敛、自然，尤其反映草原风光的《绿草花牛》，安静、纯朴、厚重；作品中蕴含着牛的精神，是卢老师品格的真实写照，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牛吃的是草，献出的是奶……。
卢老师的得意门徒不少，在呼一中当年，我记得有几位高中班的美术爱好者，在《朝艺》编辑当课余美术编辑。《朝艺》，是学生会主办的壁报刊物，有两张三合板接起来那么大，每半月出一期，刊登各年级学生的诗歌、散文、评论、绘画等。教导处专门在一部的东厢房辟出一间房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