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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忆往
杨令德
一、归绥中学和《西北实业报》
1919年“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潮流，直到1921年才冲击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绥远)来。当时，这个地区唯一的最高学府，是由清末的书院改为学堂的归绥中学。那时已有6个班毕业，尚有4个班，这年春又办了个第十一班，招收新生。新任校长是萨拉齐人祁志厚，他是归绥中学早期毕业生，新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归来，一接任，校长就给学校带来了一些新气象。祁志厚从北京请来李广和先生为十一班的语文教员，虽然仅任教半年就被当局以“过激派”的罪名驱逐出境，但李广和先生的半年讲学在归绥地区是产生过影响的。“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在这里开始激荡起来。
我于1921年春考入归绥中学新开办的十一班，同班同学有李裕智(若愚)、吉雅泰(岱峰)、霍世林、武绍文、刘桂、董怡等人。1919“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等事件，以及后来掀起的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当时在报纸上已见到了。我从粗通文字开始，就读小说、看报纸，在偏僻的托克托县，京津《益世报》尚可见到，绥远唯一的一份报纸《西北实业报》更是必读。十四、五岁时，就一面模仿报纸的形式自办小报玩，一面向《西北实业报》投稿。我用的笔名是“园叟”，发表的稿件有《捉鬼记》等，是文言笔记作品。《西北实业报》的主笔是福建人杨既庵，笔名“椒山后人”，系当时绥远道尹周登皞的幕僚。也许是“园叟”二字迷惑了他，有一天他寄来一封亲笔信，对我有所称许。毕生尽瘁于小学教育的，我们的好校长刘昆山先生，曾因此鼓励我以后也努力当个主笔。
绥远出版新闻报纸，是民元后由包头人王定圻创办的《一报》开始的。王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进攻归绥时，于枪林弹雨中伤一指。他曾为国会议员，也当过归绥中学校长。在袁世凯强逼议员投票选大总统时，王把袁世凯的“袁”字故意写成“哀”字，作为废票。后来，他在归绥从事反袁运动，被北洋军阀逮捕枪杀。王定圻以后，历届绥远当局继续出版这份日报，不过屡改名称而已。《西北实业报》历史较久，这个报在“椒山后人”主编时，有周颂尧等人参加新闻报道，以剪用京津大报的稿件为主，经常刊登一些旧诗词，如咏青冢之类，只供少数文人唱和消遣，没有起多大作用。到了1921年，《西北实业报》已甚为衰落，很长时间只有编辑一人，除有《余兴》一栏和鸡零狗碎的本市新闻外，其余新闻、通讯均从京大报剪裁转载。“五四”运动已经快三年了，绥远唯一的这份日报还是这样死气沉沉，也足见当时文化的不景气。
报纸的内容是这样的贫乏，供给人们精神食粮的书肆又怎样呢?1921年上半年的归绥市，仅在大召东夹道有一个小书铺，当时最新的书是《玉梨魂》、《芸兰日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小说。其实，这些书在内地已是流传较久的了。
我在托克托县上高小时，看的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精忠说岳传》和侠义、公案等杂七杂八的旧小说。初进中学就又被上述这些早已过时的“新书”吸引住了。这时，在学校还没有感觉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潮流的到来，只是学校图书室从外地来的报纸、杂志较多了些，也就使人觉得大开眼界了。
二、演话剧和砸“盛记”
1921年暑假前，我得了伤寒病回家，下半年休学。正是这半年，李广和先生在归绥中学十一班，把“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引进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他介绍白话文，传播新思潮，同学生交友谈心，亲如兄弟。李裕智、吉雅泰年龄较长，同他接触多、受影响也深。
第二年，我继续在十一班读书。这时，我们班已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全校也有了改变。同学们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写信，组织读书会，读到不少新书报。其中有上海群益书社重印的合订本《新青年》，有《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副刊《学灯》、《觉悟》和《晨报副刊》等，还有亚东版新式标点的《红楼梦》、《水浒》和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大家都贪婪地读着这些感到很新鲜的书刊。甫由北京大学毕业的萨拉齐人白映星一度来十一班讲课，他介绍了杜威和胡适，同时也讲述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新情况，但影响不大。倒是正在北京大学求学的陈志仁和绥远旅京同学会的不少同学，于暑期归来，首次在归绥公演话剧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绥远旅京学生回归绥公演话剧，先在归绥中学排练，归绥中学的师生配合参加演出，教员演主角的有郭景林先生等人，同学当配角的有数人，我是其中之一。演出的剧目是《一念差》、《孔雀东南飞》等，地点在旧城大西街同和园。同和园是一个多年的旧剧院，忽然演新剧，真是闻所未闻，所以场场客满，观众也有摇头叹息的，说：“怎么念书娃娃当起戏子来了!”
归绥公演话剧后，归绥中学各县的学生便于暑假借上北京来的道具到外县演出，把这些话剧又搬到了包头、托克托等地。那时，当然还是男扮女装。后来，中学男女同校了，女子师范学校也成立了，各校同学自己也演起话剧来，便习以为常。
上述为当时文化运动简略概况。社会上的政治运动怎样呢?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政治运动更为活跃。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潮流，波及绥远地区虽说较晚，但在“五四”前后，这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却是贯彻始终的。我们从小学时起就把纪念“五七”、“五九”国耻，反对二十一条，反对日本侵略、火烧圆明园、甲午之战，还有安重根刺杀伊藤傅文的课文等等记得很牢。二十年代初的绥远地区，“五四”运动的影响终于到来了。于是就爆发了走上街头的学生运动。砸“盛记”的事就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当时归绥中学的同学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李裕智、吉雅泰和我同住一室，一天晚上他俩和我谈及要发动同学宣传抵制日货的事，我们联络同班的武绍文等同学，分头串连。武善鼓动，往往痛哭流涕，极为感人。不久全校学生就纷纷上街宣讲起来。“盛记商行”是较大的一个商店，五金杂货、钟表时装、食品等等，应有尽有。我们宣传队伍在“盛记”门前演出，他们人有出来干涉，以致引起冲突。次日一早全校同学结队出发，大队人马堵截南北通衢，挡住军警，一队进入“盛记”铺面内，大打出手。同学们中有人的乱砸中负了伤，如孟纯(锡嘏)正在低头狠踏砸碎的怀表等物，十一班的大汉赵炽昌抱着一个大挂钟正好从孟脑后摔下来，孟当即血流如注。这一下，大家都喊“盛记”打伤了人，这还了得，于是就把个盛极一时的“盛记”砸了个稀巴烂。我们还要追究凶手。当时马福祥任绥远都统，连夜派人邀约学生代表在“盛记”商谈善后，我也列为代表之一。我们明知孟纯是被自家人误伤的，而“盛记”也被彻底砸烂了，还闹什么。于是由“盛记”掌柜的赔礼道歉了事。
三、白话文引起的风波
1922年下半年绥远师范学校成立，从此这个地区有了两个中等学校。师范系官费，是贫寒学生吃“官馒头”的地方，吉雅泰、董怡和我从归绥中学十一班跑出来投考师范学校。考题是《战国四君论》和关于乌、伊两盟十三旗的问答。第一题好办，因为在高小时就背诵过《古文释义》中不少篇章，而且对《东周列国志》比较熟，凑一篇论文并不难。倒是关于乌伊两盟的问答题，竟交了白卷，因为在高小的地理课本上没有学过，只知道有个土默特特别旗的总管衙门和河西有个准格尔旗，来归绥后在什么地方还见过挂着一个“乌、伊两盟联合办事处”的牌子，但也没有注意。不管怎样，据说还是取中了，可是后来说对于中学退学投考师范的一概不收，我们只好向学务局交涉。我给学务局长王济若上了“万言书”，吉雅泰他们也找同情我们的中学老师曹诚斋先生等人从旁协助，最后又经过一次考试，总算录取了。这时师范学校设在旧城文庙街，早已开学上课了。
到校不到三天，就出了乱子。其时荣祥(耀宸)先生在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他是仅有的绥远地区旧学根底深厚的人，精于旧诗词，擅长骈体文，在北京求学期间，又拜桐城派姚姬传一门徒为师，专攻古文，因此有“塞北文豪”之称。“塞北文豪”当时是反对新文化的，我们这些直接或间接受到“过激”分子李广和先生影响的青年，则刚刚读了一些《新青年》、《独秀文存》等宣传新文化的书籍和文章，热情正高，几乎要走“全盘西化”的路子。两个“极端”碰在一起，当然要出乱子。荣先生把我们看成轻薄小儿、洪水猛兽，我们也就把他当作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上午听了荣先生的一堂国文课，他大骂白话文，说《胡适文存》这类书，他一周就可写出一部，我们听了大为诧异。下午是习字，每人写一仿。我从小就没有多写过仿，胡乱涂抹了这么儿句：“字之写不好也，笔无罪，墨无罪，砚无罪，纸亦无罪，罪在朕躬。”自称“朕”、称“寡人”，这是李裕智和我们几人当时常用的戏谑之语。一张仿纸写完了这些大字之后，尚有小小余幅，于是我又写了这样的小字：“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算甚么东西。”就在这一堂习字课上，从十一班来的老同学董怡与我不谋而合，比我还露骨，竟明目张胆地写道：“塞北有个大文豪，自大加一点，臭也!”荣先生看了我们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大发雷霆，以去就力争，非要把我们开除不可。于是我和董怡在师范入学不到一周，就在我的表弟霍世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送行下，把铺盖从师范学校搬出来了。这是1922年秋天的事。
我们被“塞北文豪”开除的事，在归绥和北京的绥远学生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十一班的同学刘桂投稿北京《晨报》，揭露了这件事，对荣先生冷潮热讽了一番，这还影响不大。在北京大学的绥远学生陈志仁、潘秀仁、贾武等许多人，集中火力在《绥远旅京同学会刊》上攻击荣先生，我也接连向《会刊》投稿。《会刊》攻击“塞北文豪”，说理者少，讥刺者多，无非是说荣先生报考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时，不懂“牛顿三定律”，而答以“牛反刍三倒嚼”云云，其实这在当时也算不了什么。谈到被开除事，当时真是满腔义愤，认为新旧不两立，甚至说：“这样的学校，用八抬明轿来请，也不去了!”少年气盛，亦颇狂妄。
四、学生“开除”校长
1923年上半年我又进入旧绥中学，退到十二班。这时学生运动，已由归绥发展到外县，暑假前我同几个同学跑到包头、萨县宣传，也还是在街头演说，抵制日货，同时也联络些当地的高小学生，到处有聚拢来的听众，还是一种自发行动。过了几天回到归绥，才知道学校闹起了风潮。这时祁志厚已赴美国留学去了，继任校长为阎肃(静亭)，学监仍是祁任校长时的成章(焕文)先生。不知什么原因，学生要求放假一天，学校当局不答应，学生便罢课了。我们从包、萨回来，已罢课数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加入了罢课行列。最后竟把阎校长和成学监的铺盖扔出校门外，因为我在《西北实业报》投过稿，在全体同学开会把阎、成的铺盖扔出去后，众推选我到报馆为此登一启事。我到《西北实业报》找到当时唯一的老编辑郑先生，请他出刊，以归绥中学全体学生名义，誓死不承认阎、成为校长、学监云云的启事。这一下是学生把校长给“开除”了。启事文稿是我临时拟定的，报馆不收费(我投稿也没得过稿费)。
学校乱成一堆了。过了几天，竟发生一部分学生于夜间向教员室内乱投石子事件。眼看这个学校就要砸散了，我们托县同学，对此不满，便又由我到报馆刊登联名退出学校的声明。大意是：我们反对部分同学的破坏行为，我们从此退出学校，回家度假云云。联名的是耿正模、董怡、秦璧昌、武绍文、霍世林、刘桂、李徵、杨沛、焦保国和我共十人。
从祁志厚任校长三年以来的归绥中学，因为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有了些新气象，也推动了学生运动，掀起过高潮。经过1923年上半年这么一闹，学生运动从此也进入了低潮。这年下半年先由郭象仅(并卿)出面整顿归绥中学，其后很长一个时期，由赵允义任校长，潘秀仁任教导主任，把持了这个学校。归绥中学恢复后，我们这十个联名登报退学的人请求入学，学校当局很干脆，本来就想开除这些捣乱分子，如今他们自动退学，实在是大好事，请他们另作高就吧。从此，我在这里已再没有什么学校可去了。
1924年上半年，耿正模、秦璧昌、霍世休到张家口住了教会学校培植中学，武绍文、李徵投考曹州中学，以后成了梁漱溟的大弟子，刘桂住了北京师大附中，我于1924年下半年也到张家口住了培植中学。我们响应上海反基督教大同盟的号召，在这个学校里公开进行反基督教活动，有时在学校的小礼拜堂内，也大声疾呼起来。第二年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这个学校就在反帝运动高潮中为我们所摧毁，从此它的中学部永远停办了。
作者简介见本书《从呼和浩特第一中学走出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