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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一中的斗争生活
宋 汀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我在绥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期间，一中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党的外围组识“绥远省反帝大同盟”也在一中建立组织并开展活动，如组织进步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做一些对抗日有益的事情。
那时我大哥宋田(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的集中营)是中共北平前门区委书记。他常利用回家的机会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还把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北平群众开追悼会的情况和我诉说。大哥对我很信任，他的许多进步书刊、重要文章都交给我保存，象油印的党章、《反杜林论》、有关五卅运动的材料等。一中有一些进步教员，如刘丹栋、王作然等老师，经常给我们学生讲日寇侵略中国和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情况，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愤慨，深为我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焦心。我那时还如饥似渴地读一些进步书籍，其中有鲁迅的早期作品如《阿Q正传》、《两地书》，还有一些进步的杂志等。这些，都对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启蒙作用。
反帝大同盟在一中秘密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当时我虽然不是反帝大同盟的盟员，但经常和盟员们一道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当时的归绥，日货充斥市场，大街小巷所有的店铺都有日货出售，广大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讲当时的形势，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听我们讲演的群众越聚越多，我们只好站在高处讲。这惊动了省教育厅，教育厅出面阻止我们这样做。同学们义愤添膺，集合队伍砸了教育厅。以后，我们把学校发的有日文标志的墨水瓶砸了，把自己使用的日本产的东西全部销毁。当时同学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还把大批的日货拿到中国推销，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我们不能忍受日寇的欺负。我有个同学叫李月轩(又叫李柯)，她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深为痛恨。李月轩的父亲是归绥私立“首善医院”的医生兼院长，她通过她父亲，让医院募捐，来支持抗日。看到穷苦百姓，她十分同情。有一回，李月轩从家里抱出一大抱衣服，在旧城大南街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穷苦人。
这期间，有个南开大学的进步学生叫周瑞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辑，为了躲避敌人的逮捕，逃到归绥，通过我大哥的关系，住进了我家。我父亲和我想尽办法掩护他。我父亲是“中山学院”的训导主任。他早年留学日本，是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十分不满，老是骂国民党，骂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他曾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间被关进监狱，罪名是“搞赤化”、“拿国民党经费，反对国民党”。我经常去探监。他的爱国进步思想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他的不少学生。那时候，杨植霖、武达平、杨叶澎、任子良等都是他的学生。周瑞波住进我家后，经常给我们讲革命的形势，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讲妇女怎样才能彻底解放等。以后，周瑞波又去李月轩家躲了一个时期，李月轩也是满腔热忱地掩护他，使他躲避了敌人的大逮捕。
我二哥宋守德是“中山学院”的学生，他是反帝大同盟的盟员。我把大哥在我这里寄存的材料，如有关五卅运动、李大钊牺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揭露国民党不抗日的材料等，让二哥抄了去，在反帝大同盟盟员中传阅。
我们的抗日爱国行动引起了归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他们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施行了逮捕镇压。一九三四年四月，苏谦益、杨叶澎，韩燕如等同志相继被捕。我从父亲那里得到消息时，天已经很晚了，我想，还有反帝大同盟的盟员没有得到消息，如不及时通知他们，很可能也要落人敌人的魔爪。我骑上自行车，飞快地找到李作栩的住处，通知他赶快转移。又骑车到了城外找到我二哥宋守德，让他快转移。我又回学校从我父亲的工资中预领了些钱，让他们带上，他俩连夜跑了，学校当局对我的行动有些察觉，但是他们有碍于我父亲的面子，不敢对我怎么样。
苏谦益等同学的被捕，使我们更深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镇压爱国学生的真面目。同学被捕，组织被破坏，不但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更激起了我们的斗争勇气，我们更加坚定地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我和李月轩利用黑板报，对被捕的学生表示声援，揭露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人身自由。苏谦益、杨叶澎等被捕时，学校值班的是段先生，我们还错认为是他报的信，当场去质问他。以后我得知，杨叶澎、韩燕如是根据“反帝大同盟”布置的任务，在洋车工人中做工作时被捕的。我就联合了李月轩、赵允员、张素梅等几个女同学，到牛桥一带的洋车工人中宣传抗日。我们对洋车工人们说，你们生活得这样苦，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国民党政府不抗日，不管人民的死活造成的。要想不受压迫，为了过好日子，广大民众必须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人们很爱听我们的宣传，大家的热情很高。为了团结群众，宣传抗日，武达平、任子良、章叶频、袁尘影等同志办起了进步刊物《塞原》。我和李月轩积极投稿，共写了十几篇文章，其中《托托的一阵皮鞋声》，是根据我看到的一件事创作的，描写了一个有钱人坐了洋车不给钱，随着一阵托托的皮鞋走远的声音，留下的是洋车工人悲惨的呼号与抽泣。文章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有钱人为非作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对洋车工人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以后我考入了山东齐鲁大学，离开了归绥。一九三六年下牛年，日寇侵入绥远，绥东军民奋起抗战，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今赤峰)等地，全国各界热烈声援，我作为齐鲁大学慰问团成员又回到归绥。我们慰问团深入到部队中，给战士们表演节目，赠送募捐的款项，鼓舞战士们奋勇抗日杀敌。
苏丽、王再平整理
作著简介
宋汀，1933—1934就读绥远省立第一中学(现呼市第一中学)，学生时代就投入革命运动，后考入山东齐鲁大学。解放后任北京科委主任、北京市儿童玩具协会会长、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