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刘联璋先生

邓德胜

    1952年至1958年，我在呼市一中(时称归绥一中)上学。初一、二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教师刘联璋先生。

    刘联璋先生是一位生活简朴清苦，任教敬业求实，育人倾注心血，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他那以校为家，关爱学生，处处为人师表的品格，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那时候，刘联璋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他体格瘦弱，身材显矮，蓄着稀疏的八字短须，容颜慈祥，平易近人。冬天，先生总是穿着一身青布棉衣，时常把两个裤脚用带子扎住防风御寒；夏季，常身着一套整洁的浅灰色中山装，戴一顶草帽庶阳避暑。他操着略带山西的乡音讲课，严谨细微中洋溢着一种亲和的感染力。

    当时的呼市—中，分设本部(今八中)、一部(现一中)、二部(今呼市二职高中)三个校院，已成全省名校，面向全省招生。学生实行寄宿制，周边市及旗县考入的同学很多。我们那届又是男女生分班。入学头一年我们是二部上课、食宿。男生宿舍大都集中于校园东侧的一处大院里。刘联璋先生的家虽然近在距学校几百米处，可他心系学生冷暖安危，常年以校为家，每天都住宿在学校办公室里。先生就寝的办公室是一间低矮的旧平房，位于我们宿舍通往教室的过道上。每晚掌灯时分，我们路过他的窗外，总会看到那陋室灯光下先生伏案备课，批改作业的身影。

    20世纪50年代初的呼市一中，学校设施还很简陋。学生全住宿在陈旧的平房中，十几个人在木板搭架起的通铺上。寒冬靠生火炉取暖；炎夏常开着没有纱窗的窗户透凉。刘联璋先生日日为我们这些初离家庭的少年学生操心。他每夜必去学生宿舍两趟。记得北风呼啸的冬天，每当熄灯铃声响过不久，他总是用一块白布包袱皮儿当围巾围着，咳嗽声声地来到我们的寝室，吩咐大家早点入睡。他还要亲自动手检查室内的炉火、烟筒。下半夜，他又要打着手电筒来为我们轻声添煤看火、盖严被子。夏天的夜晚，他同样要两次来学生寝室，为我们关窗。

    刘联璋先生十分注重的细致、扎实的育人工作。他常常找同学们谈心，对班上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各科学习，家庭生活和个人优缺点等情况都能掌握，并给予对症下药的有益引导。在他教导下，班内形成了团结互助，共同上进的风尚。当时班里有位托县来的同学，他因家境贫寒，上学较晚，但读书勤奋，初小毕业就考入初中。由于基础知识的缺陷，入学头一年数学课学习很吃力。初一下学期，我担任了学习班长，刘联璋先生就把帮助这位同学功课的任务交给了我，安排我俩坐在同桌，睡在同铺。我们在晚自习或课余时间经常互问互教，一起消化当天的课程，在弄懂基本概念的过程中，共解作业题。一个学期下来，由于这位同桌刻苦钻研，勤学好问；由于我要帮同学学懂，必先得自己弄通，在这种互帮互学的促进中，我俩既在学业上取得了明显进步，也建立了纯真难忘的同窗情谊。后来，我们都顺利考入了高中。四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各奔前程，但彼此始终保持着密切往来。当年的这位同桌，每逢来呼办事必来我家叙旧，住在一起时，追忆刘联璋先生的师恩，便成为我们彻夜长谈的话题。

    的确，作为一名呼一中的普通学生，我深切感受到了师恩重于山。刘联璋先生从思想、学习乃至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爱着自己的学生，令我永远感怀。记得那时他多次放弃了自己的午休找我谈心，鼓励我要靠近团组织，争取思想政治上进步。在他的教诲下，我在初一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当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4年春天，我生病请假回家休息。一天校医张香圃大夫来到我家看望，亲自为我打针、送药。从张校医谈话中我才知道是刘联璋老师跟他联系的。同年不久，我的父亲病故。丧事后我第一天到校，刘联璋先生一大早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满含真情地安慰我，开导我，要我坚强起来，克服困难，坚持良好的学业。不久，他便把我原来享受的二分之一的助学金向学校争取为全额助学金．．．．．。

    回念前尘，在求知识、学做人的学业道路上，刘联璋先生以为人师表的言行，把做人处世的理念深深注入我们的心田。他的纯朴和善，宽厚待人；他的勤劳敬业，忘我工作；他的默默奉，清苦自律，都是我们人生道路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我们体味母校名师辈出的荣光时，当我们景仰呼一中“求实奋进，教书育人”的校风时，要铭记着这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刘联璋先生

作者简介

    邓德胜，1958年于呼市一中高23班毕业。新闻工作者，长期担任呼和浩特市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主持常务工作的副台长。与他人合著长篇小说《薛刚反唐》。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