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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30班
——一中史海钩沉
罗漾瑜 任贵
呼和浩特一中迎来了百年华诞庆典，校庆办征集校史资料。我们，半个世纪前的少男少女，而今已步人晚年的老翁老妪，或晤谈一室之内，或畅叙集会之上，往事又从记忆的深处升起……
195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由初中升入了呼和浩特一中高中。这一年的高中特别难考，能升入高中的学生，都是全市初中毕业生的佼佼者。当年高一年级编了5个班：30班，31班，32班，33班和34班。从1957年到1958年夏，经历了“整团”、“拔白旗”、“工业抗旱”、“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后，到升入高二年级时，缩编为4个班，依次是29班、30班、31班和32班。原来的34班改为29班，33班拆分到其他各班。我们30班的学生虽因上述原因有出有进，但始终是50余名。30班的学生分别来自一中、四中、回中和二中，来自一中的学生的约占三分之二，最多，来自二中的最少，只有两人。还有几名来自一中和四中的“全5分”保送生。高30班从1957年9月入学，至1960年7月毕业，在校三年。
高30班的班主任，三年一直是侯镇华老师。那时只隐约知道侯老师是一中高中毕业的留校生。中等个儿，偏瘦，行止方直，衣着朴素。他不苟言笑，偶然一句妙语，学生们随即开怀，笑声中大约也掺杂着几分惊奇。侯老师兼我们数学，在黑板上演题，有时绕来绕去出不来了，那数学学得好的同学便跃跃欲试。这时，侯老师用独特的手势——食指伸出，其余四指紧攥，手背向下——指着七嘴八舌中的一个：“尚之祥，你说!”30班的任课教师，主要有——
语文：
李伟(高一第一学期)
弓玉书(高一第二学期)
张意如(高二)
刘秉琦(高三)
数学：
侯镇华(高一代数、几何；高二、高三、三角)
张国英(高二代数)
张士珍、张万鹏(高二立体几何)
白一禹、武冠军(高三代数)
物理：
富月英(高一)
张玉棠(高二)
贾英(高三)
化学：
李法天(高一)
徐化民(高三)
俄语:
杨贵文(高一)
冯土潜(高二)
许德隆(高三)
人体解剖：
朱学征(高一第一学期)
刘岱(高一第二学期)
政治：
郑治权(高一第一学期)
魏洪泉(高一第二学期)
叶国(高三)
地理：
贾秉温(高二经济地理)
历史：
叶凌霄(高一世界近代现代史)
张仲齐(高二中国古代史)
赵志章、贾文卿(高三中国近代现代史)
体育：
刘肇义(高一)
邢士民(高二)
王子云(高三)
当年的校长，先后有田耕、魏魁，副校长有陈光亮、德宝、姜朝勤，市教育局局长书路曾一度兼任一中校长。党支部书记有张培良，后来是董正荣。
一中校风朴实，学风严谨。这种鲜明而浓郁的校园文化底蕴，令我们受益终身。学校名师迭出，灿若群星，教过我们的刘秉琦老师、张意如老师、张万鹏老师、张国英老师、贾英老师、徐化民老师、贾秉温老师，无论在呼市，或是在自治区，都是当时中学界的翘楚。他们责任心强，学养深厚自不必说；更可贵的是，各自都有独特的教学风格。同是语文，刘秉琦老师讲课纯洁如水，一点渣滓没有，作文批改，要言不繁，一针见血。有一次全市观摩课，好像是讲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老师话音一落，下课铃响了，听课的老师轻声赞叹，同学们则是一片敬佩的啧啧声。张意如老师则是别一种风格，课上兴之所至，往往“节外生枝”——善引诗古文词——学生听得入神，常常下课铃响而不觉。贾老师讲地理课，举手之间，一幅准确的地图出现在黑板上，讲这个地区的工农业、物产，如数家珍，穿插着风土人情的描绘。那时候，我们觉得，贾老师是一个走遍神州的旅行家。他那么熟悉祖国的山山水水。贾老师的幽默谐趣的教学语言也是独树一帜，妙语连珠，串话(民谚、歇后语)迭出。啊，再也没有那样的地理课了……要历数每位老师的特点是困难的，这不仅因为是篇幅所限，还因为在每位老师的麾下，都有一批学生，是他们的“追星族”，对他们所仰慕的老师的观察、效仿、崇拜都各有侧重。
高30班生活在那所谓的“火红的年代”，它的各种经历，无不烙上了那个年代的深深的印记。
30班入学之时，正是“反右”运动的高潮阶段，一些老师一边挨批一边上课，高中学生中虽然不打右派，但肃杀、不安、不解的气氛，学生们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到初冬之后便开始了“整团”，团员人人过关，青年个个学习，自我批判，上纲上线。紧接着1958年的夏天，又开展了“拔白旗”运动，矛头对准那些所谓“只专不红”的学生，每班都抓了几名。学生停课，教室里贴满了大字报。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波及到中学校园，伤害了一些年轻学生的身心，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1958年，全国“大跃进”开始了。不久，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1958年春天，先是在新建的一、二毛纺织厂平垫厂区，天天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晚上再回校上自习，那时学生极少有人有自行车，都是徒步往返，来去十几里。5月，参加了修建乌素图水库的劳动。工地在东乌素图山上，宿营在西乌素图召庙，相距十余里，早出晚归。施工没有任何机械施设，全靠人力。开山劈岭，抬土搬石，劳动强度极大。午饭在工地上吃，好像是刘肇义老师带着几个人管送饭。每日中午每人馒头一棒，像小枕头一样，酱咸菜一块，约3立方厘米，喝的是带泥的白开水。饭后大家在小树下、土坡上散漫地或躺或坐，很多人都累得睡着了。
年轻人是充满活力的。收工后人们扛着工具，三五成群，沿着弯曲起伏的山路往回走。落日西沉，一路歌声，一路欢笑。王天恩用他那硕大的德国口琴吹奏着美妙的乐曲，什么“九九那个艳阳天”“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回到驻地洗漱毕，就该开晚饭了，每日照例是绿豆小米干饭，山药白菜烩菜。
乌素图召是若干座喇嘛庙的集合，各召自有寺名。我们班的男生住在其中一座寺的二进院落，一部分住四大天王殿，一部分住东厢房。厢房有炕，天王殿则干草铺地。躺在彩塑的面目狰狞的天王脚下，没有灯烛。寺庙大殿是喇嘛做法事的所在，连寺僧都不住，何况俗人?刚住下来，同学们心里怯怯的，可谁也不说“怕”。班主任侯老师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太累了，人多势众，很快便酣然人梦，渐渐也就习以为常。西厢房住的不知是哪个班，晚饭后有笛声响起，宛转、悠扬……
女生一律安排住在召庙外的帐篷里，一是庙里法像狰狞，女生胆小，二是喇嘛要避讳，男女有别嘛!早饭是小米粥、窝头。饭后大家又迎着朝阳结队上工了。
由于缺乏营养，很多人患了夜盲症。重症者要在别人的搀扶下行走。庙里台阶多，深一脚，浅一脚，已够狼狈；更兼草间石缝又多荨麻，触及皮肉，水泡一串，疼痛难耐。后来把午饭的咸菜换成了同样大小的牛羊肝，夜盲始得缓解。
水库劳动历时半个月，一中的学生撤回，由二中接替。修水库和后来的“大炼钢铁”，都是吃“社会主义大锅饭”，学生只交粮票，不花伙食费。
1958年9月，掀起了全民参与的“大炼钢铁”运动。为“钢铁元帅升帐”，为翻一番的1070万吨的钢产量而奋斗。先是到周边的农村捡缸片，磨耐火土。校院里垒起了土高炉，边上课，边劳动。国庆节后一律停课，所有学生集中住校，打地铺睡在教室里，每天到呼钢打矿石，抬矿石。寒风刺骨，粉尘满面，收工后已是精疲力尽。每晚这时，武治总是拉起《暮色苍茫》的小提琴曲。11月后，转到新城的北城墙，利用城墙墙体挖土炉炼铁。城墙外烧焦炭的地炉吐着红火，冒着白烟，散发着刺鼻的硫磺味。城上城下人来人往，灯火通明。上白班、上夜班，排队走着有人已经睡着了。人们自然地联想到了红军的长征，八路军的敌后转战……“大炼钢铁”持续到12月初。年底又参加了呼市制药厂的勤工俭学劳动。1958年是学生劳动最多的一年。除上面讲到的，还有暑假部分同学参加修筑呼哈铁路，建设哈拉沁水泥厂，等等，等等。59年内蒙教育厅的一位领导在人民剧场做报告，说学生参加“大跃进”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五四”运动。
“大跃进”不能说对学生的学业没有影响。但是，我们的老师严谨认真，学生刻苦努力，尽量使教学的损失减到最小。当年的学生精神充实，情绪昂扬。每当想到“在革命的红旗上也有我的一滴鲜血”，那是怎样的壮怀激烈啊!
我们班的学生多才多艺。58年冬，学校组织文艺会演，30班的大合唱——有领唱、重唱、朗诵——唱遍了校内外，最后唱到了内蒙古党委礼堂，参加了全市的演出。
教育大革命
烈火烧得猛。
向“厚古薄今”
向“三个脱离”
齐进攻、齐进攻!
一字一把刀呀，
有千万张大字报，
打先锋!
那激扬的旋律，至今犹在耳边回荡。现在看来，有一些东西是左的，是幼稚可笑的，而当时的我们，却是严肃的、认真的。最难得的是这些词、曲的作者竟都是本班的学生，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谱曲王天恩，作词任贵、武治、郄丕武，指挥王天恩。这些词曲可惜不知下落。
其他如李德茂、宋永茂、吴贵山、李云芳、马学勤、张慧珍等人演出的挤奶舞，鄂尔多斯舞；王天恩、郄丕武、吴贵山、吕嘉善、王巧梅、马学勤、张慧珍等人演出的《歌唱光荣的八大员》，在校内都曾极一时之盛。
为配合政治运动，罗漾瑜、任贵在班里出刊油印小报。罗、任受学生会、团委会之托在校园里编画大型黑板宣传画。每块黑板长约二米，宽一米多，这样的若干块黑板组合在一起，画出主题鲜明的宣传画，再配以毛笔白粉寸楷字，于重大节日、纪念日呈现在全校师生面前。那会的广告色属奢侈品，学校只供给广告粉，这二位别出心裁，从校园的野桃树上抠下桃胶，用水化开，调制颜料。
再如学校田径运动会，我们班几乎年年夺冠。郝奠秀、刘薇、赵兰芬等人的女子4×100接力，男子的刘椿、宋永茂、蔺纪录等人都是径赛高手。参加学校其他运动队的，如足球的李德茂、吕嘉善、梁栋，冰球的郄丕武、王天恩、姜如壁、武治等，速滑队的刘薇，武治还曾参加过在青岛举行的全国少年体操赛。
30班的教室后墙上，是满满的一墙的锦旗和奖状。体育的、文艺的、各种竞赛的……
呼和浩特一中的校址，在前清是归化城兵备的道台衙门。慈禧那拉氏的父亲惠征做过这里的道台，据说慈禧曾随其父在此地住过。49年之前，这里是国立绥远中学。五十年代的一中在旧基础上几经扩建，面貌一新。先是，在校院的北端兴建起了一座坐北面南的二层办公楼，坡顶青板瓦，宽大的屋檐；青砖水泥墙，厚实的墙体；突起的束腰和水刷石的门脸，再配以赭红的门窗和檐板，这是典型的苏联式风格。
二楼为木地板。楼梯红色扶手，连缀着间隔镂空的金色五星的镰刀斧头图案。楼前一条笔直的大道，两侧是整齐的教室。当时的校门建在校院的南端，与西顺城街隔河相望。有“和平桥”相连。一中的地形，前有扎达盖河，后有后沙滩河，两河交汇于校门之南，使一中的校院南部形成一个半岛。一中的校门坐西向东，是一座水刷石墙垛的西式大门，两侧悬挂“呼和浩特第一中学本部”蒙汉文校牌各一。进人校门，正面坐北向南的是一座三开间的古建筑大门，东西两间分别做了会客室和传达室。中间一间通行，布瓦朱楹，雕花垂拱，彩饰一新。门外有石狮一对雄踞左右。对着这座大门正南约30余米处，有一座筒瓦砖座的影壁。影壁旁有石碑一通，碑刻汉隶大字曰“怿园”。这些，大概都是道台衙门遗物吧。校门、狮子门、影壁围起来的是一个别有天地的小花园。其间古木参天，枝繁叶茂。影壁东侧，一株古树于二三米高处，树干突然劈为两牛，一半直指苍穹，一半横卧校墙——依旧枝叶扶疏——人们戏称为风景树。校门外，沿扎达盖河西岸，有垂柳十余株，两人合抱，皆百余年古物。每夏临水迎风，别有情致。有树，鸟鸣关关；有河，水流潺潺，那魂牵梦绕的校园啊!
这美丽的半岛校园，在经历了1959年7月的一场洪水后，荡然无存。和今日的一中人说起这些，大概无异于谈“京华何处大观园”吧。现今唯一的遗存，就是一中校门前的那对石狮子，它们是沧桑的见证。
1959年7月26日午夜，风雨大作。滚雷贴着房皮，一个接一个的爆响，无一刻停歇。大雨如注，平地起水。旧城民房，十室九漏。暴雨自午夜持继到第二天的上午九时以后。河水暴涨，通道街变为河流主道，西顺城街尽成泽国。上午九时，始建于康熙年间的“庆凯桥”(俗称“牛桥”)石拱三孔被洪水卷走，片石无存。一中遭扎达盖河和后沙滩河包围夹击，已成孤岛。输电线路冲毁，一中与外界陆上、空中交流沟通断绝。党支部书记张培良、总务主任蔡景山，指挥在校师生抢险抗灾。首先集中学校食堂存粮，妥为保管，不使受损。因断电，做饭烧火都很困难，张书记号召大家坚持三天，以待外援。在校师生服从指挥，不怕苦，不怕累，坚持到第二天洪水退下，始得陆续撤离。
一中学术气氛浓厚，离不开社团活动。学生会有文艺组，除办油印小刊物《朝艺》，还请老师做专题讲座。57年11月，曾请张意如老师在大会议室讲唐诗。张老师除讲了唐诗的发展概况、唐诗的分期外，还特别以张若虚的《春江花夜月》为代表，讲唐诗由初唐到盛唐的转变。这年冬天，比我们高两届的高三年级学生，出了一个叫做《枫箫》的手抄小报。它是一个装在玻璃大镜框子里的壁报式的手抄报。一律钢笔清抄，疏密有间。有短文、有诗歌。在斜格的信笺上抄出长短句子的新诗，然后配以淡彩的勾勒、点缀，已经很美了。再加上鲜红的“枫箫”两个大字，玻璃后面还夹着几片黄叶，令人赏心悦目——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可惜因为“小资情调”被迫停刊了。
一中学生素质的培养，还得益于各种课外活动小组(犹今之兴趣小组)，美术组(美术老师周子敬负责，中央美院毕业)，音乐组(音乐老师白珍明负责)，其他如学校的乐队、各种体育队，都由相应的老师负责，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这些活动队或小组，都有我们班的同学参加，不少人都是骨干。这些同学并无功利目的，完全出自个人爱好，他们后来从事的职业、专业，和当时所受训练也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的文学素养、艺术素养、体育素养，又无不与当初参与的这些活动受到的熏陶密切相关。
各班的班团组织，在班主任老师的指导下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班委会、团支部的干部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在同学中间有很高的威信，他们的工作也十分积极主动，做了很多在今天看来本当是班主任做的事。诸如解决同学的思想疙瘩，组织体育、文艺活动，出板报墙报，收团费，民主鉴定……，这一方面锻炼了学生干部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班集体的凝聚力。在我们班形成了至今难忘的好班风。写到这里，需要特别列出我们的团支部和班委会的成员来——
团支部：李德茂(支部书记)、杨化春、宋永茂、刘永惠。
班委会；张建林(班长)、刘椿、张秀珍、昝有顺、翟鸿达、王天恩、郝美秀、郝守联、张芹(以上诸位任职有先有后)。
一中百年，这百年一中的历史，其实就是呼和浩特近现代教育史的一个缩影。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是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设若一中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大书，高30班不足一页或仅止是可圈点的几行而已；设若一中的历史是大海，高30班仅止是一朵浪花而已。无论从时间，从空间看，它都微不足道。但我们还是对母校，对母校师友的一片至诚，从记忆深处钩沉出林林总总，献给母校的百年庆典，无论昨天、今天，我们都以一中的学生为荣。
执笔：罗漾瑜、任贵
讨论：尚之祥、郄丕武、李云芳、罗漾瑜、任贵
审定：李德茂、张建林
附记：
呼一中百年校庆在即，高30班学友尚之祥、王天恩、郄丕武、任贵、罗漾瑜等人聚首座谈，追忆风华岁月，回思母校生活，列提纲，记梗概、补缀成文。但因各人之经历、视角不同，更兼事隔多年，所叙自是挂一漏万，唯愿不至失实，所以特别附题曰“钩沉”。钩沉者，“阐幽之义”也。即打开脑海深处之记忆，但它决不全面。如所记有误，还望知情者在不吝指正之余，多加见谅。
作者简介
任贵，教授，民盟盟员，呼和浩特市人，1941年生。1954年—1960年就读于呼和浩特一中，1965年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执教中学语文10年，高校语言文学28年。曾任呼和浩特教育学院中文系系主任16年，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民盟呼市副主委。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美学基本理论》，参编《论昭君文化》以及大学、中学学科大纲、教参多部(篇)，以教学科研成果荣获曾宪梓奖，自治区高校优秀主讲教师称号；《美学基本理论》获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成果奖。(联系电话：6574276)
罗漾瑜，男，汉族，山西朔州人，1940年出生。呼和浩特市一中高中30班学生(1960年毕业)。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呼和浩特师范学校语文教研组长。高级讲师(副教授)，曾主编呼和浩特师范学校校庆75周年纪念文集《岁月回眸》。现为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