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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荣祥在归绥中学的求学经历
荣赓麟
我家世居土默特旗美岱召村(现归土默特右旗管辖)，姓云硕布氏。祖爷名都格尔札布，生有八子二女。皆以祥字排行。先父在昆仲辈排行为四，名荣祥，字耀宸。生于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绪20年)，卒于公元一九七八年，享年八十四岁。
先父的童年时代，正当革命风云日紧，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著名的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之役、签订辛丑条约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一阶段。这些重大事件的梗概，先父幼时都曾从先辈口中直接听到具体生动的叙述。笔者稍具知识时，常常听先父谈及，由于先父记忆力强，故所谈往事多能原原本本，有时间、地点、人名、经过、结尾，使人听来忘倦。
我家在祖父少年时代还完全是一个普通农家，生计比较困难。祖父从青年时代由农村进人城市读书，以后入旗衙门服务，从笔贴式(最低一级的公务员)升任参领。当先父出生时，我家已经属于土司官员的范畴了。
先父从六岁开始人私塾启蒙。蒙馆设在原籍美岱召村故宅之小果园中。一九O五年(清光绪31年)，先父迁入城里私塾读书，旋即转人旗立第一小学堂就读(校址在呼市旧城小东街文昌庙东跨院内)。先父在这所学校里的学习对于他以后以文学享名于当代是有很大的关系。原因就在于先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他童年时代受益颇深的两位老师——应炳华先生和吴天章先生的教诲。据先父谈，应炳华先生原籍浙江鄞县，学识渊博，古典散文、骈体、诗、词、歌、赋皆所擅长，讲课又能深入浅出，因材施教。但是，应先生却并不会讲“官话”(即现在的普通话)，满口浙江方言，同学们大多听不明白。先父由于深喜音韵，对方言读音颇能辨析，故每当应先生讲课时，先父常常代为复述，同学皆以“翻译”目之。应先生亦以先父为高足赞许之，常作个别指导，精心传授，使先父得益非浅。吴天章先生原籍山西代县，是晚清拔贡，当时已年过七旬，为知名的宿儒。吴先生擅长制艺及五、七言近体诗，这位先生对先父的早年启蒙教育亦颇为尽力。
基于上述原因，先父在他考人中学堂以前，就在同辈中以诗文见长。一九一O年(清宣统2年)，先父十七岁时，考入归绥中学堂预备班，学堂是由原古丰书院改设，校址在旧城庆凯桥西，扎达海河北岸，也就是现在的呼市第八中学。归绥中学堂由旧书院改建，正反映了晚清光绪年间的“维新”潮流。当时，全国正掀起一股废科举改学堂的高潮，各地皆争先以设学堂为推行“新政”的一项标志。当先父考入该校时，学堂已初具规模。堂长为福建名孝廉林朝元；国文教员王国桢，本地名秀才；经学教员冷皓汝；历史教员张桂丹(以上二位均系湖北人)；博物教员安某(先父已忘其名)；学监张应征，山西孝义人。当时的学务督办是由归绥兵备道道台胡孚宸兼任。胡为湖北孝感人，是晚清的名举人，颇有学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思想倾向于保守。先父还曾记得当时学堂内挂有胡道台自撰自写的一副楹联，文曰：“重译共轨文，异学分歧，愿多士勿忘国粹”；“十室有忠信，及时淬砺，虽边地岂乏人材”。从这副对联的含义亦可看出这位老先生的主张。先父入学后不久，胡道台即病故，学堂全体师生皆头戴摘缨春帽往道台衙门致悼。继任者为鲍振镛，然为时不久即调迁他处。继鲍者为满人咸麟，这位满族道台就是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之安徽巡抚恩铭的儿子。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3年，亦即辛亥革命发生之年)，先父十八岁，考入归绥中学堂的正班。当时学堂的建制是分甲、乙两班，共有学生约五十名。按照当时鼓励办新制学堂的方针，对入学堂学习的青年学子均给予膏火津贴。甲班学生每人每月发给白银三两，乙班学生递减为二两五钱。中学堂学生的这种待遇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优厚的，不仅可供自身的开销，如果节俭一些，甚至可以匀出一点来接济家属。因为当时的中学生大多已成家，有子女者亦比比皆是。由于这种原因，故考人中学堂者往往不愿按期卒业，宁可当七、八年之老学生。倘使离开学堂另谋职业，若无特殊人缘关系，亦不过设帐授徒以教书为业，而其束修所人未必优于中学堂津贴标准。所以，当先父考入归绥中学堂的正式班时，甲、乙两班原有之老学生才仓促毕业离校，依次排列，先父所人之班即命名为丙班。丙班学生共八十余名，若以人数计，远远超过前甲、乙两班的总数。此时的堂长为吴福麟，原籍盛京，为晚清名拔贡。他是受归绥兵备道道台兼学务督办咸麟的礼聘而就任此职的。学监为周锡，浙江人，以前曾任过本学堂教员，并奉派前往日本为学堂购置过理化仪器。教师阵容颇为整齐，如国文教师为常向旭，历史、经学教师傅佐，英语文教师邓书山，博物教师张璞。以上这些执教诸君，都是当时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思想开明者不乏其人，故当时学堂的学习空气是比较活跃的。是年春季，丙班正式开学上课，先父被推选为班长。
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八月下旬，湖北武昌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革命起义，革命宗旨是推翻帝制，建设共和。消息传到学堂中，广大师生心情振奋，除少数守旧者表示异议外，多数中、青年师生认为革命之爆发乃历史潮流发展之结果。当时归绥的政局比较混乱，清廷在此设置的三大宪(即绥远城将军、归化城都统、归绥兵备道道台)，均惶惶不可终日。据先父在世时为笔者口述当时的情况，现就回忆所及尚可缅述一二：当时的绥远城将军为满人堃岫，这是清朝派任的最后一位将军。此人虽任军政要职，但对军事武备非其所长，终日多与幕僚谈诗论赋，自命风雅。归化城统麟寿和归绥兵备道咸麟则更逊一筹。当辛亥革命炮声传来，这位道台惊恐万端，一筹莫展，急急忙忙改装易服，脱去顶帽朝衣，换上一件灰土布大褂，小帽便鞋，腰扎蓝布腰带，活象一个推车挑担的小贩。终日在道台衙门的花园里乱转，不是徒唤奈何，就是祈求上苍。这种情况都是通过道台衙门里的佐杂吏属传出来的，故而是可信的。
当时的归化城副都统麟寿，归绥兵备道咸麟，加上将军堃岫均系满族；这三位地方军政首脑自然是惧怕革命，惊恐之余，顿生疑虑，怀疑到归绥中学堂的教师学生当中，一定有同情革命的人士。为了阻挡革命潮流的进一步高涨，遂下令学堂立即停课，提前放假，学生一律离校回家。
到了当年九月间，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消息陆续传来，归绥政局更加动荡。延至冬季，山西都督阎锡山(阎原为山西清军的管带，辛亥革命爆发，自称都督，宣布拥护革命而与清廷对抗)在娘子关战役中被清军张锡銮部击溃。阎率败军欲夺取太原，又因太原城为巨绅梁善济所控制，不得人城。在背腹受敌的不利情况下，阎部决定只有从晋西北出塞以暂避锋芒。他的行军路线是经过伊克昭盟直取包头，继续东进攻占萨拉齐。阎军在萨拉齐略作休整，并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编为“敢死队”，意欲东进攻取归绥。警报传来，更增加了紧张气氛。特别是官僚阶层，简直可以说是乱作一团。当时道台衙门有一幕僚名俞翰青，此人独出心裁，倡议筹设治安维持会，扬言旨在保境安民。至于真正的目的则是想趁机发财，所以提出要占用学堂的教育基金白银五万两，以为维持会的经费。此事由俞主谋并具文申报绥远城将军，一俟批准即行实施。本来此事原归道台衙门管辖，而当时的道台、都统均已闻风丧胆，事实上已不能料理政事，都统麟寿原来就患轻微的精神病；时人多以麟疯子呼之，象如此的地方官吏自然也就形成半瘫痪的状态。将军堃岫身为地方最高长官，无可逃避，只好硬着头皮强为支撑，故一切公务均直接呈送将军衙门办理。
当俞翰青的所作所为被学堂师生获悉后，群情激愤，凡留在城里的师生(因学堂提前放假，故外乡学生均返原籍)一致表示反对。学堂监督吴福麟乃急召先父与简师班班长姚玉枢到家，共商对策。吴、姚二人皆主张须在不直接触犯俞翰青权势的前提下想办法。盖因当时道台衙门相当一部分权力，已为俞所攫取。先父力主不可出此下策，以为这种考虑实已置自己一方于被动地位，如何能够取得胜利?欲使俞之诡计破产，只有揭破其假面具，声讨其破坏教育事业之罪，此为名正言顺之上策。吴监督乃征询先父以何办法可阻俞翰青之谋。先父谓俞既已具文呈报将军衙门，何不以学堂师生名义写一驳斥俞翰青的呈文，也直接送往将军衙门，给予针锋相对的反击，从时效上看也颇为及时，不致拖延。吴监督及姚玉枢终于欣然接受先父意见，并一致同意由先父起草文稿。文稿写成后，交吴监督审阅。吴读完文稿，极为赞许，认为说理透彻，义正词严，即使老夫自己动手来写，也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据先父一篇回忆辛亥革命的文章中所叙述的梗概，这篇呈文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是国家经久之事业，不因政局变动而定存废。将来我国无论在国体政体方面有何改革，但教育决不会中断，学堂也不能停办，这是完全可以断言的。今俞某等人倡议欲将地方多年筹集之教育基金充作治安维持会经费，不需多时必然被该会提取一空。适时局稳定，各地学堂均可望恢复正常，唯独归绥一地由于经费无着落而不能开学，若追究责任，恐将军亦不能辞其咎。况且此项基金乃农民地亩附加，集腋成裘，得来不易。若不以此款培养当地民众子弟，而用之于豢养官绅，于理恐难服众。再者，所谓治安会虽纠集多人，亦无非徒恣空谈，就其自身而言，不过是泥菩萨过河，何能作到保境安民。况此辈之中，既无白起、韩信一流帅材，可当冲锋陷阵之任，又无苏秦、张仪之辈辩材，可任游说交涉之责。究其本意，不过借题发挥，多金到手，聊备瓜分。如果归绥不为阎军攻破，则可大吹大擂，自诩有功。设若地方不保，此辈则早已腰缠万贯，一去不返矣。深盼将军不可受此辈蛊惑而代彼受过。
这份呈文由先父及同学姚玉枢君亲自送往新城将军衙门。时隔不久，吴福麟监督就告知先父结果：“老将军(指堃岫)已答应我们的要求，不准他们挪用学堂基金了。”旋即发来将军批文，大意是：治安维持会可设，但不许动用学堂基金。这样一来，实际上等于宣告治安维持之说成为泡影。而学堂则赖以不废，到次年(即民国元年)学堂正式改为归绥第一中学，继续开学。
就在这一年的冬季，孙中山先生派童尧山由上海来到归绥组建国民党。当时的归绥第一中学校学监为王定圻。王字屏章，原籍包头县，为山西太原优级师范学校毕业。他来就任学监时，年龄刚刚三十岁，是一个颇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时先父所在的丙班已改为归绥第一中学第一班，是当时在校学生中资格最老的一班。由于先父又是第一班的班长，故而与教师接触更多一些。王定圻先生特别赞许先父的文章，因此在他们师生之间交谊很深。当中山先生派童尧山来绥时，王定圻先生即首先与之接触，并共同筹办建立中国国民党归绥支部。成立大会是在北茶坊关帝庙东院举行的，到会的人有王定圻及先父等二十余人。公推王定圻为支部主任，刘兆瑞、李正乐、郭景林、亢锦荣及先父分任各股股长。是即先父参加中国国民党之始，唯因事属新创，故未履行领发党证等手续。且成立之后童即返沪，王亦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赴北京出席会议，而其他成员亦多分散，故事实上未曾开展党务活动而即告涣散。
一九一三年(民国2年)，先父二十岁时，发生了一件事，这可以说是先父青年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为了说清楚这件事的梗概，还必须作一些必要的追述。
当辛亥革命爆发之时，随着地方政局的变化，教育方面自然也有相应的变迁。如前所述，山西都督阎锡山率部人占归绥，结果被归绥的地方部队在古力板河岸一仗击败，阎军撤军改道。次年(1912年，民国元年)春，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清帝溥仪宣告逊位，承认共和，建立民国。归绥的三大宪(将军、都统、道台)亦相继去职。北洋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如现代的师长)张绍曾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绥远将军，陆军统领(如现代旅长)贾宾卿被任命为归化城副都统，由山西民政长(相当于清代的布政使即藩台)任命潘礼彦为归绥观察使(即清朝的道台)。
张绍曾于十月间来绥就任将军，下车伊始即联络地方各界知名人士倡议成立绥远省。然而此举深为山西都督阎锡山所恶，力持反对态度，终于未能实现。此举亦可看作他日绥远改为行省之先声。阎之反对绥远建省，事涉山西与归绥之历史上的双重隶属关系，本文不拟多谈。
潘礼彦任归绥观察使后，即令教育科长龚秉钧赴太原为归绥第一中学校聘请新校长。旋经龚秉钧礼聘史实如来校就任校长，与史同来的有教员二人，一为李笑天，一为董伟然，皆任国文课。李、董二人自以为边疆地方，文化落后，而自己又是史校长所荐，颇有目空一切派头。但在教学的过程中却完全露出马脚，多次被学生驳问而无言答对。其中有第一班学生名郭勋者，因每多窘迫董、李，而校长史实如为了个人的脸面，非但不能主持公道，竟然以“不守规”为由，将郭勋开除出校。此事一发生，即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群情激愤，对史、董、李三人实行鸣鼓而攻，以致形成严重对立。潘礼彦、龚秉钧自然不能坐视，乃一面安抚史等三人，令其暂住旅店以待，一面贴出长达三千余字的通榜，驱逐支持郭勋的学生。在其中列名者有先父及杨映林、张云汉。先父及扬、张二同学被驱离校之次日，史、李、董天三人亦由武装警察护送返校。此事发生于当年秋季，由此先父即与母校告别。
先父告别母校后，即驰函北京王定圻先生，商量欲往太原考大学事宜。王复信以为与其往太原，不若来北京。盖北京为首善之区，全国人才汇聚，对于开扩视野，增进新知，颇多益处.先父接信后，与祖父计议，家中诸人均以赴京为宜，先父乃决定东行。
与先父同行者，即扬映林、张云汉二君。其时，京包一线火车方通至阳高，故需乘骡车先往阳高，然后换乘火车，方可抵京。启程之日，归绥第一中学全校学生二百余人均罢课往送。送行诸君从我家故宅二直送到石羊桥畔，始殷勤致意而别。
至此，先父之中学阶段即告结束。
编者说明：
本文是荣祥先生之子荣赓麟先生《先父荣祥先生生平事略)的开头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荣祥先生的其他事迹，读者可参阅本书《从呼和浩特第一中学走出的名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