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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绥远一中
韩燕如
一九二八年秋天，我从故乡萨拉齐的双龙镇来到归绥，考入了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念书，原在初十八班，后转入高三(6)班。
在我进入绥远省立一中的第二年(一九二九年)，绥远地区到罕见的大旱，大部分地里颗粒未收，到处是饥民饿殍。归绥街头随处可见讨吃要饭的和卖儿鬻女的。我亲眼看见通顺街的人市上，有不少脚穿红鞋、脸盖红布的妇女，象牲口一样被人贩子买走运往山西一带。归绥的宪兵、特务、警察横行霸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三省相继沦亡，归绥市的中、小学生，大部分左臂上佩带着黑布条，以示不忘国耻。一九三三年春，日军进关，华北告急，绥远吃紧，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归绥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激昂慷慨，忧心如焚，校园、街头到处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的歌声。一中等校的热血青年，积极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中同学中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杨叶澎(原名杨茂盛)。他与我同班同寝室，以后又一同被捕，同监同囚室三年。他那时已是我们党的地下党员。他介绍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我们一中在旧城庆凯桥西面。桥的东北角有归绥警察局三分署的岗楼，专门监视行人和我们学生的抗日及进步活动。我们恨透了他们。我常和杨叶澎偷偷地将“打倒国民狗党”、“建立北方苏区”、“反对国民党棉麦借款三千万美元”、“愤怒声讨国民党镇压工农学生抗日运动”的口号写在小纸片上，把桃胶抹在小纸片的背面，乘着黑夜走出学校，到庆凯桥附近或大南街一带，看到丢盹的警察，我们便走过去拍一下他的后背：“喂，大北街往哪儿走?”等他睡眼朦胧地答完话起身时，那个写着革命口号的小纸片已牢牢地粘在了他的后背上。有时，我和杨叶澎在夜深人静时，跑到僻静的街头往墙上写标语。我们一个人放哨，一个人用麻纸缠住手指，或用布包住粉笔书写变体字。写时从后向前写，这样即使偶而被行人碰到，一下也看不出标语的内容。这种方式无疑是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而我却是由此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的。
写标语、贴“小纸片”既冒险又影响不大，有些详细内容难以宣传出去，比如前面所提到的“反对国民党棉麦借款三千万美元”的口号，其内幕是蒋介石为推行卖国投降政策，正式撤销华北的十二个党部，准备出卖华北，就向美国借贷棉、麦款三千万美元，将故宫博物院的部分珍贵文物南运卖给美国折抵，当时称为“古物南运”事件。为了公开揭露这一内幕，我和杨叶澎从学校设法搞了一台油印机，用它印秘密宣传材料。
一中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个是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另一个是“一中国民党第X区分部”。这块牌子十分扎眼，看见它就使我们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怒从心起。我和杨叶澎趁没人时悄悄地把它摘下来，辟里拍啦砸个稀巴烂，填在下水道里。一中的图书阅览室墙上挂着蒋介石的半身像。看到这个卖国“总裁”的头像，我们气不打一处来。一天晚上，人们都走了，我一时怒火难抑，便蹬上凳子，在蒋介石的头像上，用毛笔蘸满浓墨，重重地写了一个大大的“逆”字。第二天我若无其事地去看动静，只见像前围着好多人，有的惊讶地看着，有的在讥嘲地微笑，有的冷眼旁观。吓得图书管理员用湿抹布一遍一遍地擦着。杨叶澎在对面的一角，朝我眨巴着眼睛会心地微笑。
当时的这些行动，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冒险，不够策略的，而我却是非常认真并满腔热情地去做的。那时一中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也都和我们一样，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非常愤恨，对祖国的前途异常焦虑。许多人都以各种方式参加斗争，一部分人直接走向革命队伍，如苏谦益、郑天翔、邸力(俊英)、宋汀(守莲)、靳崇智、黄彩、田守信、宋之的等。这些同志以后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在我同班的同学中，除杨叶澎对我影响和帮助较大以外，还有两位同班校友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邸力，是位回族女同志。当时她已是共产党员。一九三O至一九三一年期间，她在班里是位很活跃又很成熟的大姐，她经常从当时的北平回到归绥传播革命火种，偷偷地给我们介绍北平及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和学运情况，使人们倍受鼓舞。后来她的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便借故以不守校规为由，将她和宋之的一起开除。以后她在北平住了一段就跑到上海，参加了田汉领导的一个剧团，又在上海卡尔敦剧院工作，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另一位是著名的剧作家宋之的，他原名宋汝昭，颇有才华，“九?一八”事变前在绥远一中初十八班念书时就酷爱文艺，经常写作，曾经在当时归绥的《民国日报》连载过一部长篇小说《四子嫂》，还有点儿小震动。他和邸力一起被开除后，又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参加了党领导的北平左翼戏剧联盟，他以忘我的勤奋精神埋头写作，先后写下《阳关之战》、《雾重庆》、《民族万岁》、《打击侵略者》、《保卫和平》等几十个剧本，一九五六年因病逝世，军衔授予大校，国内文艺界尤其戏剧界的人士，对他是很熟悉和钦佩的。
我那时也爱好文艺。在绥远一中的几年中，曾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文艺作品，如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短裤党》、《少年漂泊者》，胡也频的《圣徒》、《血在沸》，田汉的《咖啡店的一夜》等。这些革命文艺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祖国处于民族危机的时刻，它们使我认识了社会，给了我参加斗争的力量，使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里还应该说说我们的两位教师：一个是英语教师蒲定安，他是贵州人，思想进步，经常找些进步书刊借给我们传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弄到一本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让我细读。这是否暗示我们斗争要讲策略，不要过于锋芒外露，就不得而知了；另一位是国文教师李景韩，他是湖南大庸人，讲国文课时经常穿插讲些时事。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拍着桌子大骂周沸海恬不知耻，竟然下贱到卑躬屈膝地给蒋介石提皮包，真象个吧儿狗。李景韩能文善辩，词令锋利，建国初期在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三十年代初期，时局动荡不定，学校中的政治斗争也是非常复杂、激烈的。当时绥远省国民党省党部中的两派，为了在选省、市党部委员时获得大量选票，就在绥远一中学生中物色对象，招兵买马，掀起一场场微妙的明争暗斗。省党部中的两派，一派是以省党部常委、省教育厅长潘秀仁和省党部常委、一中校长赵允义为首的“中央派”，又称“蒋派”；另一派是山西委派的省教育厅、党部委员祁定远、常委焦子明为首的“阎(锡山)派”，又称“萨(拉齐)托(克托)派”。祁定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镀过金、对潘、赵二人很看不起。潘秀仁、赵允义自认为有中央的支持，也不甘示弱。他们尔虞我诈，时时兴风作浪，耍尽政治手腕，煽动学生罢课，拥护这个，赶走那个，闹得不可开交。我们对这“狗咬狗”的斗争概不参与。有时对个别的特务学生还借机给点警告。有一次，我们在篮球场练球，你夺我抢练得正欢的时候，发现有个腰别着手枪的特务学生也在凑热闹。我们互相递个眼色，假装传球失误，往那个家伙的额头上重重地甩了一球，打得他晕头转向。我们人多势众，他也不敢找岔，只得怏怏没趣地溜了；那些党棍们，对不参予他们派系的中立者是决不相容的，有个在天津冯庸大学任过教的教师冯华清，曾被委派到绥远一中当校长，因他不知此地的复杂关系，只想干一番事业，搞好教学，培育人材，不想卷入到派系斗争中去，结果没呆多长时间就被撵走了。其他正直而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蒲定安、李景韩自然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群众恨透了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对社会上那些挂名的、无所事事的国民党员，群众还给编了一首歌谣：
无营生干(喂)，混吃党饭(呀)，
剥削民财(呵)，平康里转(啦啊)。
这对当时那些思想反动、灵魂空虚、玩弄权术的党棍，真是维妙维肖入骨三分的刻画。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许多进步学生便自发地组织起“读书会”、“抗日救国会”，和他们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既不卷入那种狗咬狗的闹剧中去，也不作荒废学业闲逛乱窜的“逍遥派”，而是团结大多数进步师生和他们斗争。如他们挑动不明真相的学生罢课，搞派系斗争，我们就在校内奔走劝告，维持上课。由于我们做得隐蔽，他们对我们莫可奈何。在这个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反复周旋较量的校院内，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斗争，读书不忘救国。
作者简介
著名民间文学家、研究家、作家和诗人韩燕如(1903—2003)，他于1928年秋考入绥远省立第一中学，早在三千年代即参加了绥远地区的新诗歌运动，以“劼子”笔名发表了多篇诗歌，为诗坛留下了蓬勃活跃的战斗气息。抗日战争时期，韩燕如担任过《洪涛报》、《战斗生活报》主编，以积极创作投入了神圣的抗日激流之中。新中国诞生后，他就开始业余采风，先后深入到大青山，乌拉山、土默川、河套、鄂尔多斯高原，走村串户，走遍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农村，几十年如一日，搜集爬山歌3万多首，经筛选编成三集《爬山歌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集爬山歌，收入了《民间文库》，成为我国民间文艺的精华，为我国民间艺术增添了光辉篇章。他的诗《谁能画尽蓝旗的风流韵》，曾获内蒙古文学创作一等奖。《爬山歌选集》在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评奖中获最高荣誉奖，《爬山歌论稿》(与人合作)获内蒙古首届文学创作“索龙嘎”一等奖。韩燕如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五届人大常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二、三届理事、中国歌谣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顾问、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内蒙古文联副主席。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