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逃亡，借地读书

    1939年腊月，绥中建校不足半载，日伪军从陆路大举进攻河套，绥西进人交战状态，除军队与之周旋外，机关学校则纷纷转移。此时洽逢校长阎伟赴重庆受训，学校事务均由代校长曹致富负责。当时事起仓促，各种后勤工作准备不足，300多师生均步行，靠十几辆牛车拉运行李、米面，徒步在浩瀚沙漠中行走，十分缓慢，一天最多走五六十里。当学校师生走过头道桥时，听说敌人的炮火已打进临河，在连夜向磴口进发时，日军前哨已距师生们百余里，形势十分危急，曹校长及教员二三人为照顾学生忍饥挨饿，受冻受寒，始终走在学生的最后面，料理一切遗留事情。

    在黄沙滚滚，荒野漫漫的路段中，由于同学们身体强弱不一，行走快慢有别，很难集中行进，队伍断断续续拉得很长，距离拉大，行在前面的人，摆记号，作标记，或放开嗓子呼喊，让后面的人跟着走。大家都信步而行，每当需要歇息或吃喝时，就点燃茅草，烤火取暖，用洗脸盆熔化冰雪喝冰凌水，吃点炒面。尽管大多数人原是从沦陷区逃亡流浪出来的，也从未走过这样的荒野地带和经受如此跋涉之苦。大家只走得嘴唇干裂，嗓子嘶哑，脸耳冻肿，脚掌起泡，小便赤黄，大便难下，苦不堪言。走过磴口正是年三十晚上，找到一处大店，供师生们先后到来依次栖息。屋里屋外、炕上地下，依墙靠壁，混睡一片。前一批起行后一批再来休息。

    到了石咀山，才算走完了荒僻之地，进入城镇。石咀山是宁夏省的重镇，濒临黄河，是水旱码头，比较繁荣。师生们来到这里，一切条件就好多了。在此住了两天，稍事休整，又分批先后出发。正月初五、六，全校师生又集中于黄渠桥镇(今惠农县)，分散居住于镇内店铺和居民家里。在黄渠桥休息了几天，又经平罗县、姚伏堡，到了李岗堡。这里离宁夏省城较近。当时马鸿逵统治的宁夏省，对外省过往停留人员，稽查甚严，对流亡逃难的群体和个人也不例外。校方本想借此地落脚，但被以绥中教师学生中有“赤色分子”为由，不准停留。曹校长多次到银川交涉，又托先期逃到银川的绥远省代理主席李居义向马鸿逵通融，傅作义也一再去电要求，马鸿逵才允许绥中师生暂住平罗县城北门里两处歇业的大店铺和北门外残破庙宇“野骨寺”(古时掩埋无主尸骨的寺庙)，作为上课场所。老师与学生分散住于各户居民家空闲的房间，或是由居民们暂时合并腾出的房子。学校统一购粮，分发给学生，由学生自行烧火做饭。由于环境恶劣。同学们得了病也缺少医药，曾不幸有刘达人、温立勋男女两名学生病故。学校给制了棺木，在“野骨寺”附近就地掩埋，师生们送葬哀悼，倍感凄怆悲切。

    当时日寇入侵河套，在傅作义将军的精心指挥下，组织国民党军队及当地武装势力一举歼灭了入侵之敌，取得了闻名中外的“五原战役”的胜利。是役歼敌众多、击毙日高级将领水川中将，把日寇逐出河套，败退回包头。此时学校在平罗已艰难地上了3个多月的课，是年5月间，由省教育厅请示，校方出面向当地政府雇用大船五只，从黄河上游乘船东流而下，经数日河运返回陕坝，同部分由陆路返回的师生们会合后，对校舍进行了清理整修，便恢复上课。

    回陕坝不久曹代校长辞去校长职务。9月由张淑良继任。1942年初曹致富因病去世，葬于陕坝南门外。